《符号的欧洲》一书的作者在欧洲的跳蚤市场上，发现地摊上居然有希特勒的画像、墨索里尼的挂历和纳粹党证出售，而欧洲人对此都态度平和，认为这仅仅是一个历史符号，或者说是一种商业行为，甚至仅仅是出于好奇，他们不情绪化、不政治化，而往往将其归结到互不牵扯的层面，从而超越和化解了这个问题。

这引起了我们的思索，如果类似的情况出现在中国，会产生什么样的连锁效应呢？

一、 中国大陆文化中的"泛政治化"倾向

请看以下几个近年来发生的事件：

2003年5月，中国的彩电业在美国遇到了反倾销调查，人们猜测背后有日本的黑手，于是抵制日货的呼声立即高亢起来，直至需要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在第15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会议上发表演说，强调要避免将经贸问题政治化。

2003年7月，就京沪高速铁路拟采用日本新干线技术的议案，某网站10天内有8万网民签名反对，他们认为高速铁路建设不仅是经济行为，和国家战略、安全等因素紧密相连，而日本对中国有很特殊的意义，不能不提历史和民族感情。

2003年9月16日至18日，日本某企业员工集体到珠海嫖娼，这一刑事案件震动全国，人们纷纷将此事件与"九.一八"国耻日联系起来，当作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一时间反日言论与言论抗日如火如荼，群情激愤。

2004年3月，有人发现央视《半边天》节目的主持人张越在节目中围着一条印有日本国旗图案的丝巾，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大张旗鼓地报道了此事，直到央视证实，张越丝巾上的"红点"其实是"棕色的"，才算平复了民愤。

2004年6月，国家有关部门负责人发表抵制"绿色台商"的讲话，民间兴起抵制"绿色艺人"风潮。

2004年7月，我国举行"亚洲杯"足球赛，在重庆和济南赛场，球迷在日本队的比赛中打出了这样的标语："正视历史，向亚洲人民道歉"，乃至到中日决赛时，由体育竞争演变成政治冲突成为两国政府和公众的共同担忧。

国人的上述举动涉及到历史记忆、民族意识、政治文化等多层面的问题。对于这样的问题，我们不象欧洲人，欧洲人的思维似乎比我们单纯得多，心理上也不紧张。而我们中的很多人却患上了"政治过敏症"，把经济、科学、艺术、体育等各个领域的本来与政治毫不相关的言行都牵扯进政治，这种搞政治扩大化的做法，就叫做"泛政治化"。这种"泛政治化"倾向在我国是一种普遍现象，已成为我国文化特质中的一个典型表现。

二、 "泛政治化"倾向产生的原因

1、 历史渊源

"泛政治化"倾向的产生在我国有着悠远的历史渊源。在两千多年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君权一统的封建社会，权威主义政治导致对政治权力的无限尊崇和自觉服从，对政治利害关系的高度关注和过分敏感，政治意识成为民族文化的主体和社会心理的指南针。统治权力的政治倾向对于社会群体的心理认同、价值取向、理想选择来说，有着无可代替的控制和导向作用；政治斗争的暴烈性、残忍性、严酷性使社会心理产生祸福难测的政治恐惧感和身不由己的政治裹挟感。政治中心意识和政治万能观念作为文化积淀，构成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一个基本要素。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以生产力低下的小农经济、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和血缘纽带的宗法关系为基础的。经济发展非常缓慢，政治结构超级稳定，政治权力至高无上，使得社会心理认同权威政治，"泛政治化"倾向作为文化传统，由此产生并传承下来。

近代以后，由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激化上升到空前的高度，剧烈的动荡打破了封建政治的超稳定状态，革命和救亡成为中国人保国保种的主题。革命一方面表现出不屈不挠的反抗意识和不怕牺牲的斗争精神，但同时也屡屡表现出扫荡一切和否定一切的非理性的政治激进主义，"义和团情结"不断受到礼赞而成为影响中国后来历史发展的重要心理因素。

"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了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但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救亡与革命迅速取代了启蒙，马克思主义的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似乎更适合中国需要，民族独立和无产阶级革命成为现代史中的发展主流，什么"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在"政治救国"面前显得微不足道。政治斗争的结果是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的成立。中国五四以后的历史发展，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进一步证明：政治对经济、文化、教育以及其他社会活动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的，政治逻辑、政治价值应成为一切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评判标准、导向指针和价值尺度。由此，"泛政治化"的文化传统得以进一步强化。

建国以后，政治运动不断，且影响全国，穷乡僻壤亦不能外，贩夫走卒亦不能免。从一定意义上讲，新中国的历史就是由政治运动以及由运动推动的革命与建设构成的。运动是火热而残酷的，它作用于被运动者的，轻则批评教育，重则批判斗争，甚或施以专政，而至人头落地、家破人亡。每一次运动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革命，每一次运动都让人在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整人者和挨整者之间作出选择，每一次运动都对社会心理产生严重的影响。运动中"政治冲击一切"的极性思维和"无限上纲"的做法，极大地强化了"泛政治化"倾向，将政治功能从有限变成无限，将政治无限拔高为能统摄一切、取代一切的"万能政治"。这种"政治至上论"和"政治中心主义"使政治以一种迷信和神话的极化形态出现，"以阶级斗争为纲"就是其代表性口号。在把政治概念作为对待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把任何问题都提高到政治层面和斗争格局中来认识的这种历史环境里，"泛政治化"倾向达到最高潮。

2、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原因

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在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政教合一"即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一体化的观念在国家统治中占有支配地位。自从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得到汉武帝的采纳后，政权的"政治教化"功能和儒学的维护政权功能便相互为用，合为一体。 "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动摇了中国传统社会这一精神根基，但却没能根本改变政治与道德教化的关系，政教合一的传统仍占主导地位。建国以来，不断的政治运动进一步将道德教育绑上了政治运动的战车，德育的目标完全从属于政治的需要，德育的内容和形式，主要是驱使受教育者参加政治学习和大量的社会政治活动，评价人的道德品质，也主要用政治做标准。直到今天，道德教育作为统一思想意志的手段、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工具的地位仍然没有动摇；我们的德育的重点不在道德品质的养成，而是政治思想教育，"德育"是"育政"，而不是"育德"。道德教育的泛政治化给"德育"打上了重重的政治色彩，使其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代名词。处于此种道德教育框架体系中的国民难免产生"泛政治化"的思维定势。

政治的重要性，在建国后的思想领域，不断地被强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政治统帅一切"、"要政治挂帅"、"政治是统帅、是灵魂"、各行各业都要"讲政治"一类的口号已深入人心，政治情结与政治知识的普及堪称举世无双。文革时，笔者之一在偏远山村里当知青，对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的政治见解深感惊讶：在一次讨论救济粮的发放政策的会议上，这位农民说："政策就是倾斜。"如此精辟的政治见解出自一个无文化的农民之口，若非政治话语的高度普及，是断断不可能的。对政治重要性的高度强调，也使得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学而优则仕"的文化传统和从政当官的现实利益的双重诱惑下，将当政治家作为自己首选的人生追求；而善于把任何问题都上升到政治高度来认识，则成为衡量政治能力和政治水平的标尺。

自由主义传统的匮乏也是产生"泛政治化"倾向的一个重要原因。五四以后，自由主义思潮在我国曾产生重要影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曾是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经建国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的洗礼，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斯文扫地，自由主义的思想资源荡然无存。自由主义主张的平和、理性、自主、宽容的待人论事的态度，强调的独立思考精神，倡导的"我反对你的观点，但我维护你说话的权利"的言论自由原则，这些观念在现代的国人中已出现明显的断层。与此相对应的是，斗争哲学使人少有平和与宽容；对统一意志和思想一致性的要求使人丧失独立判断能力和习惯，加之政治运动带来的恐惧氛围、群众激情造成的社会压力，使人不能不从众。在这种背景下，"左比右好"、"激进比温和好"的思潮很容易大行其道，而"泛政治化"倾向也正是这种思潮的必然结果。

3、经济原因

我国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也是产生"泛政治化"倾向的原因。

经济与政治原本是两个界限分明的领域，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济活动常常要靠政治运动来推动，而经济目标一定要服从政治目标。1958年的大跃进，其基本的出发点就是为了实现尽快超英赶美、显示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政治目标；文化大革命中的"抓革命促生产"则是想用政治活动推动经济发展的典型表现。当历史已经证明计划经济应该被市场经济取代的时候，人们又习惯于用"姓资姓社"的政治标准来阻碍经济体制的转型。当把计划经济赋予社会主义的政治色彩、把市场经济赋予资本主义的政治色彩的时候，任何经济活动都难逃"泛政治化"的陷阱。

4、媒体的责任

媒体的责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出于对"政治家办报"的狭隘理解，长期以来习惯仅以政治得失作为新闻报道的准则，以宣传的功能代替其他的功能，一切都围绕着实现即定的政治宣传目标服务，于是，"泛政治化"就在所难免。我国著名新闻工作者、学者冯英子先生就有关台湾报道所做的批评，就是对这种"泛政治化"做法的揭露：

试以某报的《台港澳新闻》为例，一个专栏里，收了四条新闻，其一曰：《台湾重金属污染严重》；其二曰：《台湾森林历经浩劫》；其三曰：《台湾南部蔓延登革热流行病》；其四曰：《台湾流行算命求神》。把四条新闻放在一起，人们就可以见到台湾这个地方，污染严重，疾病流行，迷信盛行，一句话，台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1]

上述事件，皆非政治事件，但作如此编排，其政治用意一目了然，"泛政治化"思维可见一斑。

其二，媒体在走向市场后，某些不负责任的报道行为对"泛政治化"倾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有些媒体，特别是网络媒体，为了适应"眼球经济"的需要，为了迎合情绪化的受众市场，一味谋取商业利益，丧失理性，堕落良知，一哄而起，利用民众的"泛政治化"心理，开始猛炒"民族主义"，在对有关事件还未核实清楚的情况下贸然发布出去，甚至添油加醋，煽动情绪化的"排外"风潮。媒体的消费主义取代了批判意识，作为"民众的教师"的媒体误导着民众在"泛政治化"的路上越滑越远。

上述产生"泛政治化"倾向的诸多原因，在今天，有些已经不复存在，有些仍在强化。即使上述原因俱已消失，由于"泛政治化"倾向作为一种文化意识的滞后性和历史惯性，要在短期内加以彻底克服，也是极其困难的。

三、"泛政治化"倾向对中外交流的影响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基于互联网的信息传播的全球化，文化的全球化交流已成为我们每天现实生活中的一部分，而"泛政治化"的文化倾向则妨碍着我们和外界正常的文化交流。"泛政治化"倾向作为一种非政治理性的行为，它使我们对异质文化不能作同情性理解，也使异质文化对我国文化难以理解；更严重的是，"泛政治化"倾向还常常是煽动起极端民族主义情绪的主要原因。文化交流的基本目的是理解与和谐，而"泛政治化"倾向则每每在制造紧张。

首先，"泛政治化"倾向妨害了我们对异质文化的同情性理解

田中角荣首相当年访华时，为侵华战争向周恩来总理道歉，用的是"给中国人添了麻烦"的说法，中国人听了都很愤怒：侵入中国领土，杀了那么多人，怎么只是"添了麻烦"呢？其实，日语"添麻烦"叫"邪魔"，"邪魔"别人，被认为是很严重的事情，这种道歉方式对日本人来说不失为一种郑重道歉 [2]。我们每个人都置身于特定的文化系统中，当与陌生文化接触时，自然而然将其作为"他者"，站在自身的文化立场对"他者"进行诠释，"误读"本是难免的。我们应当本着同情善意、促进理解的态度来减少"误读"，反对非理性的"政治冲动"。而"泛政治化"倾向导致的则是与此相反的态度，其结果是增加"误读"。

其次，影响异质文化对我国文化的理解

我国文化的"泛政治化"倾向，与以平和、理性为特点的自由主义文化是难以相容的，也是后者难以理解的。就整个人类而言，不论是什么国家、地区、民族的人民，都有一些共同或相似的情感、思维方式，所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但当我们每每把一些经贸中的矛盾、文化上的冲突、生活方式上的差异，放大为严重的政治问题，而激起轩然大波时，对于这种"泛政治化"冲动，不同文化传统的人确实是难以理解的。不仅不理解，还有可能造成不必要的矛盾和冲突。即使事情关涉政治，但我们在"泛政治化"的传统下习以为常的一些强化其政治张力的观念与做法，也很容易引起他人的误解。如：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我国报纸报道了驻港部队开展进驻香港的动员活动的新闻，报道说："连日来，驻港海陆空三军都在开展教育动员工作，召开誓师大会，军营里处处可见干部战士们的决心书和誓师专栏。"这种做法我们习以为常，而一位来自香港的大学教授在谈到此事时，说如果香港市民看到这些报道，他们很可能会把决心书、誓师大会与打仗联系起来。

第三，"泛政治化"倾向还容易导致极端的民族主义风潮

人们把"珠海买春团"事件和历史上的日本侵华战争联系起来，演成一波新的反日浪潮；美国反倾销调查，导致抵制日货的呼声高涨，这些都是"泛政治化"倾向导致极端民族主义的表现。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是当前值得我们高度重视的危险，北京大学教授谢冕在2002年10月11日《湘声报》发表文章说："9•11事件发生的当天晚上，有的大学是一片欢呼声：炸得好！我觉得,这种人格非常不健全，价值判断失衡了，为最丑陋的东西叫好。"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吴思敬在同一期《湘声报》上说："现在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有很多人把狭隘民族主义混同于爱国主义。"还有一些学者指出，由于长期教育走偏，造成一些人急功近利，胸怀狭窄，缺乏博大而悲悯的心灵。人们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混为一谈，由于害怕被贴上不爱国的标签，有些人即使觉得不妥也不敢说出来，久而久之就形成了"皇帝新装的心态"。这样的民族主义情绪不仅影响了政府的理性决策，也使理性的学者不敢说实话，《人民日报》前评论员马立诚和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因为倡导"中日新思维"而被骂为"汉奸"就是明证。

"泛政治化"是一种缺乏政治理性的表现。现代政治文明是建立在现代政治理性基础上的。理性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健全的思维方式，我们应该致力于构筑民族的理性主义大厦，建立一个良性的健康的社会，摈弃以"泛政治化"的思维模式来考察国际关系和他国文化的做法，按照现代文明的国际规则来处理中外关系，以善意和理解的心态来积极地开展文化交流，这是未来我国能真正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本要求。

注释：

[1] 冯英子：《新闻观与时代观》，《中国记者》1988年第9期。

[2] 参见蒋寅：《双面日本人》，《当代工人》2003年第11期。

参考文献

1、 丁东、谢泳、高增德、赵诚、智效民：《思想操练》，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 谢泳：《逝去的年代》，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版。

3、 邓平祥：《符号的欧洲》，湖南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