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多数国人一样，过去，一提到宋朝，便想到偏安，便想到和谈纳贡。1996年，我到岳飞墓前凭吊时，还写过一首诗，前面的内容已经记不起来了，但后两句记得是“若使良将守胡虏，断无后世葬海中。”不过，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偏激的东西少了不少，看问题也比大学时代全面了许多，正因为如此，才有今天这篇文章的出现。

      首先，我要替宋朝翻案。宋朝并不是我们大家现在想象的那样不堪，恰恰相反，那是一个应当令人回想的时代。论证我的观点并不难，我们可以运用比较的方法。  
      第一， 为什么宋朝没有恢复汉唐疆界，建立一个横跨南北的大帝国？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困难。宋朝建立时的国际环境和汉唐立国时大不相同。现在国人比较一致看好的朝代是汉唐两朝。我完全赞同汉唐两朝是中华民族（主要是汉族）最令人自豪的朝代。稍为仔细一点的话，我们会发现这两个朝代竟然十分相似：两朝均建立在另一个大一统的王朝之上，汉承秦祚，唐承隋祚。秦灭六国，结束春秋战国长期分裂时代；隋平南北，结束五胡乱华，南北长期分裂的局面。这两个朝代都是二世而终，问题都出在第二代皇帝的接位上。两朝的二世皇帝均是篡位，皇位的不合法最终导致整个皇权的崩溃（具体分析还是有区别的，秦的灭亡根在秦始皇，但无知、无识的二世不篡逆，由扶苏继位，实施仁政，或可迁延；隋的灭亡，过全在炀帝，其人过于恃才傲物，建功立业之心太强，超过老子的心态太激，是个有事把事搞大，无事要搞事的主，如果懦弱一点的杨勇继位，情况可能不一样。历史不是建立在假设之上，后人只有嗟叹的份儿）。秦隋末年，天下曾一度陷入大乱，但所幸持续时间不长，国家的政治格局没有遭到重大破坏。虽然经历了若干年的战争，但使汉唐获得了比较完整的帝国，而这个帝国可是秦始皇和隋文帝征战几十年才挣得的家当。汉唐可谓得了天大的便宜啊！或许，正是因为秦隋的连年征战，消耗了太多的国力，最终使自己走向了灭亡（当陈胜、吴广起兵的时候，秦朝的主力部队正部署在抵抗匈奴（30万）和平定南越（50万）的前线上，动用全国的财力和100人口修万里长城也是为了抵抗匈奴；隋朝的几次大规模用兵，不是对付突厥，就是侵略高丽。过多地战争和民力的消耗，使国家和人民都陷入灾难性的深渊。可以讲，秦隋的灭亡正是过度使用武力征服的结果）。宋建基于后周，只是当时几个小国里实力较大的一个，它建立国家的过程，可不是在接收一个大帝国的遗产（象汉唐那样）。当时正处于五代十国，天下大乱之际，地方势力经营已久，业已形成互不统建属的独立国家。国家统一不象楚汉决战，毕其功于一役那么简单，也不象隋末各割据势力那样立足未稳即被唐各个击破。国家统一需要象秦隋那样进行长期战争。更重要的，是汉唐宋所处的国际环境（这是大多数学者和政治家忽略的，但却是决定因素的问题）：汉的主要敌人是匈奴；唐的主要敌人是突厥，宋的主要敌人是辽、金等国。问题在于：匈奴、突厥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国家，他们仅仅是一个势力较大的部落，是游牧民族，居无定所，靠天吃饭。部落管理仍处于比较原始的水平，组织军事化，机动性强，来去飘忽。这两个游牧民族是真正国际化的民族，活动范围涉及欧亚非。他们对汉唐侵犯往往是袭扰性的。目的是强夺食物和其它生活资料，一般而言，他们对生产资料不感兴趣。当大漠风调雨顺，牛羊肥美时，他们不会对中原地区构成任何威胁，当干旱等自然灾害使他们的生活无法过下去时，到中原地区抢夺食物便是他们生存下去的唯一选择（除非中原地区主动送食物给他们），毕竟农业社会对自然的依赖要大大低于自然放牧，而且农业人口居有定所，住地分散，便于掠夺。如果遇到抵抗，他们往往也是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因此，汉唐两朝经过几场比较大的战争就将匈奴、突厥问题基本解决（唐安史之乱后，又成了问题，但往往被史家所忽视），部分归顺中原王朝，部分迁徙到中亚、中欧。顺便说一句，匈奴头领阿提拉在欧洲可是著名人物哦（上帝之鞭）。需要指出的是，始皇当政时，曾修直道（古代第一条高速公路，基本上是直线穿越秦岭，工程浩大，长700公里，今陕西咸阳至内蒙包头市，再加上灵渠和长城，几乎动用了所有民力，秦不亡，实无天理），使大将蒙恬大破匈奴，尽逐匈奴，收复河南之地，筑长城，三十万秦军威振漠北，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何等气势！隋文帝曾派大将高熲、杨素、长生晟，大破突厥，虏突利可汗，嫁义成公主于突利，分突厥为东西两部，拉拢其中一部，打击另一部，分而治之，以夷制夷（可以说大获成功）。终隋之世，突厥不为祸。因此，在汉唐之前，它们之前的两个短命王朝，都比较好地替它们解决了边患问题。对于这一点，很少有专家注意！但恰恰是宋未能建立南北大帝国的关键问题之一，但或许是宋最终成功避免短命王朝的关键之一。反观宋朝立国之前，辽已经是中国北方的主要强国，早在后梁成立之时，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就已经脱离唐朝。阿保机称帝时，已有高丽回鹘以及中国之吴越进贡。石敬瑭于公元９３６年割“幽燕十六州”与契丹，那时候，耶律阿保机已经死去，他的儿子耶律德光接替了契丹国主的位子。石敬瑭竟卑躬屈膝地把比他小十岁的耶律德光称做父亲，其向契丹上奏章时，把契丹国主称做“父皇帝”，自己称“儿皇帝”。除了每年向契丹进贡帛三十万匹外，逢年过节，还派使者向契丹国主、太后、贵族大臣送礼。其时中原仍处唐末军阀割据时代，政权更迭频繁，战乱不止。五代统治时期中原地区政权最长的不过17年，最短的只有7年。五十年竟换了五个朝代，十几个皇帝。辽国正是利用中原混乱之际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挑拨离间，然后坐收渔人之利，辽国人通常扮演助弱抗强的角色，这一政策实际成了分化削弱中原王朝的主要法宝（以华治华，不是美国人的发明，专利可以由契丹申请）。到后周时，辽国已经成为中原王朝的主要敌人。而且基本上辽国往往是进攻的一方，中原王朝往往是防守的一方。后周世宗虽然曾经北伐，但只是击败了北汉军队，却没有征服北汉（背后有契丹的支持），收归版土，更谈不上“幽燕十六州”的收复（现在有些学者喜欢假设历史，声称如果周世宗不过早的辞世，以他的雄才大略，必然会收复北方失地，这种假设对于历史研究是不足取的，是不公正的）。当宋立国之时，辽已经正式立国50年，几乎是被儒化的民族。首先他们已经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帝国，其次，他们已经不是游牧民族，而是一个农业文明的国家（当然，民风和社会组织上，仍保有游牧民族的强悍和准军事化，这种传统使辽军保持较强的战斗力）。再次，他们垄断当时最重要的战争资源：马匹贸易。因此，无论是宋辽，还是以后宋金之间的战争，两国之间的战争已经不是简单的抢夺食物的战斗，而是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的争夺。一旦涉及这方面的争夺，就是寸土必争的问题了。这种性质是由农业文明的特性决定的（实际上，我们可以从隋、唐的的高丽战争就能理解。高丽国是个幅员狭小的农业国家，国家实力与大隋、大唐相比简直不成比例，但就是这样的一个蕞尔小国，却让隋朝大军和唐太宗的亲征大军劳而无功）。拥有土地就是拥有生存权（还有发展权，）！因此，宋辽战争、宋金战争必然是残酷的、持久的、难分胜负的。宋辽之间的战争，不是一场战斗的胜负就可以决定战争命运的。土地对于一个农业国家意味什么，无疑是不言自明的。这也反过来解释为什么宋伐辽的战争总是先胜后败，而且是惨败；辽及以后的金总是不断向南侵扰，一句话：对土地资源的争夺。
      第二， 为什么北方民族要不断地向南方迁移？他们又为什么要改变自己的文明方式？自汉以后，北方自然环境每况愈下，土地荒漠化日趋严重。昔日繁华的楼兰、高昌、敦煌渐渐地被沙漠掩埋。自中唐以后，特别是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地球进入气候干冷时期。中国北方的干漠化日趋严重，这一切加剧了所有生活在中国北方的民族，特别是游牧民族的生存危机。迁徙和改变生活方式是他们面临危机的几乎唯一的选择。从这些角度看，北方民族向南迁徙，多少是气候变异的结果。因气候和人类生活造成的影响，加剧了中国北部及中亚地区的土地荒漠化。这使生活在这一区域的广大游牧民族生存空间大为压缩，他们可选择的放牧空间也在不断退化。这一现象到了宋代尤为严重。它切断了著名的陆上丝绸之路。迁徙是一种选择，改变生活方式也是一种选择。在某种程度上，北方诸多民族从游牧生活转化农业文明，可能也是不得以而为之。这两种选择对于刚成立的大宋帝国可不是什么好事。自隋唐以后，中国的南部地区已成为经济发达地区，它正替代传统的中原地区，成为中国的经济与文化重心。因为自然气候和地势原因，使得南方的水资源要比北方丰富许多，同时温度和其它自然条件也使南方的复种指数要高于北方。同样，由于中国特有的地理环境，又使南部成为大江大河的入海口，江河下游形成的广袤的冲积平原，土地肥沃是农业最佳的地区。这些自然条件都决定了南方适合农业生产和建立以农业文明为基本的民族国家。正是南方的这种特性，除了洪水泛滥对人类构成较大的威胁外，南方的生存环境要比北方优越得多。具体到宋辽对峙和宋金对峙时期，南方的繁荣和富庶确实令北方的民族羡慕不已和垂涎欲滴。因此，宋统一北方的动力，是儒家传统的使命和皇朝的荣誉使然，北方民族国家向南扩张的动力是生存环境压力和追求财富的结果。这种动力谁强谁弱，一望自知。在恶劣环境下生长的民族，其求生本能，战斗意志，群体意识，献身精神都远远超越那些生活在优裕环境的民族国家，这早已被古今中外的历史所证明。实际上，从汉未开始，中国北方民族就开始一波又一波的南迁，越是中原地区动乱的年代（中原地区因自身的动乱无力阻止），北方民族迁徙的规模就越大，它对中原地区的压力也就越大。南北朝时期，北朝实际是被北方的少数民族所统治。到了五代十国时，统治中原地区的五个朝代，实际上就有三个朝代由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这种迁徙一直到今天仍然还在进行。我们现在可以设想一下，一个有教养的富人不幸和莽汉为邻，在争斗时只有老拳相向的时代，实际上可选择的方式并不多。宋朝所处环境就是这样。在冷兵器时代，知识与文化有时不如莽力更有效。这也是为什么古希腊亡于古罗马，古罗马亡于日耳曼人的直接原因。宋无法统一辽国，但宋辽之间除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有过战争外，大体相安无事。可是辽国最终却亡于比它更落后与野蛮的女真人。同样，金国又亡于比其更野蛮的蒙古人。今天，当我们知道世界并不是只有我们这一个文明，我们也不是世界文明中心的时候，我们应该用更冷静、更科学的态度来对待两宋时代。站在世界史的角度，两宋的灭亡，只是蛮族战胜先进文明的又一例证。为什么会这样？很简单，在冷兵器时代，先进文明往往占据了生存环境较好的地域，而蛮族则没有这样幸运，他们的生存空间恶化是他们迁徙的主要原因。大抵由于他们的部落组织与军事动员接近，不象农业文明人口分散，不易集中，游牧民族在军事组织上容易占优势，他们可以全民皆兵，可以机动灵活，运用运动战的方式在战略上取得优势。在宋代，辽、金、西夏对马匹的控制，实际上也就是垄断了冷兵器时代最重要的战争资源。使宋国在装备上先天不足（这一点，可从清明上河图上可以看出，当时，首都开封的主要交通工具竟然是牛车）。蒙古民族横扫天下，不仅是大宋王朝，连大阿拉伯帝国也被其摧毁。欧洲也在蒙古铁蹄下呻吟。在这种情况看，发生在宋朝的悲剧只是人类文明的重大悲剧的一幕，是在游牧民横行欧亚的十三世纪的最无奈结果。中华文明近世的衰落就是从蒙古统治开始的。
      第三， 为什么我不推崇明代？单纯从统治的疆域上，明代是远远超过宋代，但作为一个历史，并不单纯以疆域作为判断的标准，甚至不能算是主要标准。为什么？中国春秋战国时代，西方的古希腊时代，都被认为是东西方历史的最重要时代。因为东西方的主要政治、文化、哲学等源头都来自于这一时期。在研究西方史时，第二个重要时期就是文艺复兴时期。实际上，对于中国而言，宋朝也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中国的文化这个时候是一种积极的、开放的文化。汉朝国强，唐朝武盛，宋朝文盛。中国文化到了宋代，达到了巅峰。然而，宋代文化随着宋的灭亡而灭亡。

      明代的历史是昏君加太监的历史，中国历史上有几个皇帝竟二十年不上朝，朝臣竟一年都见不到皇帝？只有明朝是这样。那么有人会问：既然明朝的皇帝是这样昏庸，那么，为什么明朝还能统治二百多年，而且治理的疆域比宋代大得多？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明代之所以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是因为它承继了元朝的一大笔遗产。蒙古人在横扫天下过程中，完全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政策。这种高压、野蛮的政策同样也激起各民族、各国家的强烈反抗。反抗的强烈反过来又激起蒙古人更残酷的镇压。由于中国历史在元代以后基本上都采取美化蒙元的政策，一般史书上不大记载蒙古人的暴行，但西方历史对蒙古人的暴行有着令人触目惊心的记录。实际上，成吉思汗在征花剌子模时，由于遭遇顽强的抵抗，城破之日，成吉思汗下令屠城，女子为奴，男子包括男孩一律处决，整个国家、民族从此灭绝。蒙古人在灭金、灭西夏过程，都实施了残酷的屠杀政策，使这一地区的人口空前减少（顺便说一句，阿拉伯帝国的最后一位哈里发—皇帝就是被蒙古人包上毛毯，让马队踩成肉饼）。蒙古人的屠杀政策，极大地削弱了欧亚大陆大多数民族的实力，造成了不少民族的灭绝。本来，自唐宋以来，在中国北方生活相当多的规模不等的少数民族，他们有的建立了国家，有的还处于游牧状态，经过蒙古人的征战之后，这些民族大多不见了。当明朝将蒙古人逐出漠北之后，蒙古人统治的许多疆域便顺理成章地成为明朝的领土。可以说，明朝的边境问题，主要由蒙古人解决了。在明代的大多数时间里，边境问题基本仍是和蒙古人争夺的问题。土木堡事变正是这种关系的一个重要例证（也是一个昏君加太监的典型案例）。众所周知，蒙古是一个人数不多的民族，它征服了世界实在是历史的一个异数！正因为蒙古人在十三世纪至十四世界统治了欧亚大陆大片地区，造成了蒙古人的势力过于分散，同时，为了争夺汗位，他们自己内部也在进行不断的相互倾扎。这种状况极大地削弱了蒙古人在欧亚大陆各地的统治地位。力量过于分散，后期蒙古统治者自身能力的限制，使蒙古人渐渐地失去了支配世界和庞大帝国的能力。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几十万人口（个人估计）的民族，要统治包括现在的中国、前苏联的大部分地区、印度、中亚大部分地区，即使用今天现代化的手段，都很困难，何况当时交通、通信都很落后的条件下，沟通都有问题，更不用说有效的管治。我们不要过分地美化朱元璋推翻元朝的业绩，实际上，在那个时期，全世界各地都在兴起推翻蒙古人统治的运动。印度、俄罗斯、阿拉伯、中亚的大多数民族也都在那个时期的前后恢复了民族政权。蒙古统治在欧亚大陆的终结套用一句中国古话就是小蛇吞大象，不胀死才怪。这也是明朝比较容易地在驱逐蒙古人的同时，较好地解决国家的边防问题的根本原因。同时，经历了蒙古人的野蛮统治和暴政后，本民族恢复了治权，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可以算是如沐春风。一般而言，百姓只要有饭吃，有衣穿，就已经心满意足。明代绝大多数皇帝的无为和无能，对于普通百姓未必是坏事，有些时候，一个皇帝过于有为，反倒会把百姓整得很惨。蒙古人的种族歧视制度和残酷的剥削，是汉族人，特别是南方的汉族人心中的永远之痛，相比而言，尽管明朝自成祖以后就没有一个好皇帝，到了英宗以后更是一代不如一代，但只要百姓有一口饭吃，他们决不会造反。但是，万历皇帝和天启皇帝的腐败和无能已经超过了人们能够容忍的极限。天启四年(1624)，东林党人杨涟因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被捕，与左光斗、黄尊素、周顺昌等人同被杀害，使明朝失去天下士子的拥戴；客魏集团（天启的乳母客氏与魏忠贤为首）在全国各地大建九千岁的生祠，则将动摇了明朝的朝纲和中国文化的伦常。明朝没有亡于满清，而是亡于自己培养的臣子手上。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动机，在满清跌骑践踏大明江山的时候，多尔衮总是让吴三桂和洪承畴（崇祯皇帝为其主办过国葬）之类的降将打头阵，而这些降将的确也让其新主子满意。在南明诸帝中，永历帝可能是最有希望复辟的一个，可这个小朝廷，就是亡于洪承畴和吴三桂之手。特别是吴三桂，镇压南明朝廷实在是不遗余力，直至赶尽杀绝。本来清政府对永历帝有赦免之意，但却被吴三桂缢死于昆明，明朝最终灭亡。

      蒙古人统治中国，没有推进中华文明的发展，情有可原（元曲作为一个文化形式在元代获得巨大成功，是个异数，细想起来也符合逻辑。蒙古人入主中国之后，以蒙古贵族的文化素养和对中华文明的认知水平来看，诗书经史不可能闻于庙堂之上，但蒙古人民风质朴，喜欢声色犬马之娱，勾栏坊曲，当是他们常趋之所。南人的靡靡之音，倒也把骠悍的蒙古人放倒一片。蒙古人这一喜好，刺激了戏曲的消费市场，同时也保留了中国文化的种子。毕竟一批失业的书生，终于找到养家糊口的营生。这或许是中华文明不幸中的一幸。大量落魄文人流入坊间，极大地提高元曲的艺术水平，也提高元曲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坦率地讲，这只是蒙古人统治中国的一个意外收获，但绝不是他们有意经营的结果。据说伯颜的母亲就非常喜欢听戏并达到痴迷的程度。）毕竟蒙古人是野蛮民族，消化吸收先进的中华文明已经让他们很吃力，让他们将中华文明发扬光大，实在太为难他们了。明朝作为中华一脉，没有将中华文明推陈出新，其责任就大了。终明一世，士大夫活得没有尊严，没有骨气。肇因于明初两位皇帝的残暴，又是明朝亡国的根本原因。明太祖不施仁政。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公开不宣布实行仁政的皇帝（汉宣帝为第一人），他还试图把孟子从孔子之旁拉下来，最后在很多儒生的死命反对下，达成了删改孟子的协议，结果被删了八十多条。最终酿成了中国空前但不是绝后的专制王朝。朱元璋这个农民皇帝，依其狭隘的小农之心，成立了特务机构，又特别忌讳文人的用词，是文字狱的开拓者。诛杀文臣领袖宋廉，腰斩江南才子之首、元史编修官高启（截为八段）；成祖诛杀江南文人领袖方孝孺并灭其十族，连其主要谋士姚广孝都叹从此绝了读书人的种子（ “先是,成祖发北平,姚广孝以孝孺为托,曰:‘城下之日，彼必不降，幸勿杀之。杀孝儒，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成祖颔之”）。由于朱元璋、朱棣就没有开个好头，从此在这个王朝，大臣可以被皇帝在大庭广众下剥下裤子，打板子。命曰廷杖。而大臣的脸面就是打死也不吭气喊疼。结果把中国历史上一直有的“士”大夫的骨气给打没了。自英宗始，刀锯之余的太监成为明朝的实际统治者。大臣由抗争逐渐合流，继而拜到于门下。即使几个有作为的大臣，如张居正，也是在和太监的合作下，进行治国的。到了明末，大学士成了九千岁的干儿子。全国各地大建阉人的生祠，人间天堂的杭州，在孔庙和岳庙之间，竟盖起阉人的生祠。斯文至此，夫复何言！文人的堕落，就是亡国。东林党人，原是明王朝的坚定拥护者，也是太监党的主要反对者，却成批地投降了。大才子侯方域与名妓李香君；文人领袖钱谦益与名妓柳如是的故事，真是让所有人感叹不已。一个朝代，留给后代记忆里的爱国者竟是两个妓女，实在耐人寻味。文人无骨，就是国家没有脊梁。政治高压的结果，就是文化的沉沦。文人或沉没在官方的八股之中，不能自拔；或故作清高、风流。所谓风流才子，多出在明朝。当欧洲在经历蒙古侵略之后开始文艺复兴时，明朝却没有将中国的文化推向新高。　　

      当蒙古衰落之际，边患不是社稷安危的主要问题，这在中国主要朝代是少有的事（唐尚有突厥之患）。如果这个时候集中精力进行国家建设，是完全可能将中华文明推向一个新的高峰。也就在这个时候，西方国家的文化开始超越中国。文化的落后将是一切落后的渊源。而明朝正是这个落后的始作蛹者。

      第四，为什么不能一味地美化满清？现在国内掀起一阵又一阵的满清热。连主流媒体也在凑热闹。史家甚至将康乾盛世和文景、贞观之治并称中国历史三大盛世。有些学者甚至将康乾盛世列为第一！我不知道这是按照什么标准。据本人的理解，所谓盛世，是文治武功皆优于其它时期而出类拔萃。以此而论，康乾盛世不能列为第一，能否排在第三，尚有疑问。为什么？中华文明自秦汉以降，一直至宋均为世界先进。即使到了明朝，与欧洲相比，也是互有长短，总体上先进。只是到了康熙朝以后，才整体上落后于欧洲。十七世纪，是工业革命的前夕。欧洲的科学技术与文化已经开始崭露头角。清太祖努尔哈赤就是死在明朝的红衣大将军之下（明军购自葡萄牙的火炮），清军及清朝皇帝应该知道这洋枪洋炮的利害。西洋人的历法当时也比中国的传统历法要准确，利玛竇（明朝请来的）及后来的汤若望都长期在宫廷供奉。据有关挺康派声称，康熙对数学、天文、英语等无所不精。如果对西方文化，尤其对西方自然科学一窍不通的秀才举子，他们因对西方的无知而对西方妄自菲薄，或可理解。照理，以康熙这样天纵英明之人，又对西方的文明知之颇深，应该发现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差距，即使互有长短，也要取长补短。如果在康熙时代开始东西方文化交流与学习，东西方的文化差距可能就没有了，或者，至少没有现在这么大的差距，毕竟他有这个权力，也有这个责任做这种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可惜，康熙晚年驱逐传教士，他的儿子雍正式闭关锁国，采取严格的行政措施将中国与世界隔离起来。当俄国的彼得大帝采取野蛮手段将落后封闭的俄国拉进工业时代的时候，大清帝国的皇帝却主动关上自家的大门。一直领先世界的中华文明开始自闭、自恋，进而自宫，从此没落，直到今日，我们还不能清晰地看到何时有中华文明复兴的一天。如果明朝对西方心存藐视，还可以认为当时西方文明的优势还没有尽显出来，情有可原。清朝自己关上大门，坐井观天，夜郎自大，则是难辞其咎。中华文明的优势断送在康乾盛世之中，这种历史责任使这种盛世的质量打了很大的折扣。有些人会讲，你怎么老是讲文化，怎么不谈康乾盛世中国的版图发展了多少。怎比宋朝要大得多。文化的没落，是一切没落的开始，也是一切没落的根源。如果要讲版图，那盛世第一应该非元世祖莫属。摊子再大，守不住，有什么用。晚清时代，丧权辱国，割地赔款，到今天，还有相当一部分西方人对中国的印象仍然是脑后有一根猪尾巴。

      自康熙时代始，屡兴文字狱，严重打打击汉族文人的创造性与文化个性，使明末清初一度活跃的文化反思运动完全冷却。实际上，清朝最有价值的人文思想，恰恰是由王夫之、顾炎武、方以智、黄宗羲等明朝遗老在遭遇国破家亡之际，探讨故国覆亡原因的醒世之作。“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即使在今天，仍然振聋发聩。然而，这些孤臣遗老之后，清朝再没有什么大学问家、大思想家。文人的思想，行动均受到极大地制约，文人为了避祸，回避现实，使儒家积极入世的态度发生根本逆转。乾嘉学派与乾嘉学术产生不是文化繁荣的象征，恰恰是文化堕落和衰败的征兆。从此整个文化迅速地、全面地庸俗化。明朝使文人无骨，清朝使文人既无胆又无骨。士大夫的独立人格（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以夺志）没有了，中华人文那种特有的包容性与创造性也没有了。剩下的就是盲从和奴性。这种奴性，直到仍然束缚了大多数中国文人的思想与性格。

      第五，我为什么要重新认识宋朝？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接近现代政治生态的朝代；宋朝是我国文化巅峰的时代；宋朝的外交现状与外交政策对今天的政府及民众有着借鉴的意义。

      首先，我不赞成现在很多人言必称汉唐，或者大清、大明。更不赞成要恢复大汉或大唐。客观地讲，今天的中国还是一个不强的国家，甚至可以说是个大的弱国。今天，我们会自然地将中国纳入整个国际来考量，为什么我们不将宋朝也纳入它那个时代的国际环境来考量呢？当中华人民共和国还未成立时，中国的边境上已经存在几个实力比我们强的国家：日本、苏联和美国，还有一个实力稍弱但也不容忽视的印度。这和宋朝立国时不是有相似的地方吗？维持边界安宁，集中精力进行国家建设是当务之急的事。以夷制夷，利用其它国家的相互矛盾牵制、制约主要敌对国家，无论在宋代，还是在现在都是行之有效的基本国策。恢复汉唐，现在还言之过早，甚至不可能。我们有能力击败美国吗？有能力征服日本吗？有能力扫平俄罗斯吗？有能力让印度向我们俯首贴耳吗？我们什么都不可能。我们连统一一个小小的台湾，还要仰美国人的鼻息。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国际环境，当年的强汉盛唐的周边可没有这样的邻居。中国主要朝代政治的一般传统是万邦纳贡，从来没有将邻国当成一个平等的政治对手看待。只有宋朝例外，我们完全从研究宋史中得到启发，又从现实中更好地认识宋代及宋代统治者。现在不少国人总是沉醉于汉唐盛世的迷思之中，每每以中华上国国民自居，动辄以蛮夷贬低他族他邦之国民。这既不合时宜，也自外于邻邦。空有热血，但不足以成事。假若我们身处五代乱世，战乱频起，生灵涂炭，政局不稳，人人自危，或可以设身处地，了解和理解宋代政治精英的治国方略。须知身逢乱世，民心所向，民意所归，不是东征西讨，建万世功，立千秋业（始皇始终未明，以至亡国），而是内修政治，外攘夷狄。史家认为“五季乱极，宋太祖起介胄之中，践九五之位，原其得国，视晋、汉、周亦岂相甚绝哉！”他所以能立国，根本原因和五代宗庙更替同出一辙。宋朝能否跳出这个怪圈，关键在于他这个创始者怎么处理身前身后事。实际上，五代各国的开国之君可能都在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所幸的是，太祖采取了以文立国，以武攘夷的国策。并通过“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较好地解决了开国功臣的兵权，虽然这可能削弱了宋朝的军事力量，但却从根本上解决了自开元以来武人乱国的祸源。后世史家往往对此持批评态度，特别是靖康事变之后。平心而论，作为开国之君，享国之长短显然比疆域之大小更为重要。秦隋两朝，疆域很大，两世而终，又有什么好？是始皇、文帝所乐见的吗？作为一个普通百姓，平稳度日要比全球第一大邦更有吸引力。不然，陈胜干吗要造反，隋末各地干吗要起义？当时的形势给宋太祖选择的余地并不多。要么象秦始皇、隋炀帝那样，拼命扩大领土，弄得烽烟四起，民不聊生（天下苦秦久矣），结果帝国也被烽烟所淹没；要么和其它五代帝王一样，维持现状，身后再被自己的哥儿们篡了；要么大规模改革，针对前朝历代的流弊，进行体制上、制度上的根本变革。宋太祖选择的是后者。我们今天站在历史的角度，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宋代政治的各项弊端，但是，拿现在的认识来议论古人的是非，如果只是以史为鉴，则无可厚非，如果心有戾气，口出谤言，则有失公允。这就象学了牛顿力学之后，嘲笑哥白尼的理论不完善一样。

      其次，宋代是中国所有朝代中最特别的一个朝代，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的统治方式几乎和现代没有多少区别：它是一个文人政治，政党政治，中央集权政治，农工商贸并重的政治。

      宋朝的文人政治最彻底，文人出任国防部长（枢密院）是近代西方才出现的新鲜事，但在宋朝，这可是一个常例。军队的改革是军无常帅，帅无常军，这也是现代国家指挥与管理军队的基本制度。据史载，太祖立国之后，曾在太庙里刻下祖训，此训只有皇帝本人在祭祀太庙时，由一个不识字的太监引导到太祖誓碑前背诵。开封城破之日，有好奇者跑到太庙时方知其上的内容（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应不朽的名言）： “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难能可贵的是，宋代历朝皇帝都还算听话。让太祖的这几条中国历史上迄今最为开明的政策，得到了切实的执行，达三百年之久，可以说这是有宋一朝三百多年的大宪章，也是同时代世界各国中最开明的大宪章，它从根本的制度上确保了宋朝所以成为中国文明的最高峰。宋代是真正的士大夫时代，也即是文人口中称道而身行之的时代。庙堂之上，君臣争论不已；江湖之中，书生指点江山。试问哪朝哪代，文人有这等身份和地位？朝堂之上，包拯吐沫横飞，仁宗皇帝不得不以绢试脸，而老包却只当不见，仍然在慷慨陈词；江湖（此江湖非金庸之江湖，是相对中央的地方政府）之上，范仲淹妙笔生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一段对宋的评价是：“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有宋一代，是中国知识分子活得最滋润的时期。也是中国知识分子政治上有理想、文化上有创新、道德上有追求、生活上有保障的社会。我们不否认宋代有政治斗争，但政治斗争往往只是政见的不同，虽然有党同伐异，但没有从肉体上消灭。最多是贬谪。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虽然政见上不同，但私谊却还不错。欧阳修死后，给予欧阳修评价最高的，不是他的党内同志，而是政敌王安石。可见那是一个君子时代。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的名人都出现仁宗朝（唐宋八大家有六大家在仁宗朝同时出现），绝非偶然，是适宜的政治政治环境孕育的果实。中国历史上的比较成熟的政党政治，就是这一时期典型的政治现象。以王安石为偶像的改革党和以司马光为偶像的保守党轮流执政近百年，这在世界历史上都是一个奇迹。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我这里提出的是政党，而不是历史上人们常常批评的朋党。中国历史有很多朝代，都存在大臣之间拉帮结伙，互相倾扎，为祸国家社稷的情况。欧阳修对此有过论述：“君子同道，小人同利”，历史上的朋党，往往纯粹为了利益而相互勾结，互为依托。政党则不一样，虽然他们之间存在利益，但重要的，是他们有理想、有诉求，并希望有机会实现这种道义。套用现在的话，就是政党首先必须有远大的理想，具体而现实的目标，有纲领、有组织、有领袖。这些现实时髦的东西，早在仁宗时代就实施了，虽然效果不好，最后未能挽救北宗的败亡，但其作为政治制度的先进性，却不能忽视，更不能抹煞。

      纵观宋以前的各主要朝代，各有弊端。汉自始至终，未脱离过外戚之祸，这个王朝的一开始就没有开个限头，吕后当权，差点干掉刘氏江山。最终，它还是亡在外戚上。除了外戚之外，汉还搞了诸王分封，结果也差点坏了大事，汉以后的西晋，就毁在诸王分封上。八王之乱，结束了西晋的统治，也开始了中原地区的首次外族治权。唐朝似乎重武轻文，地方官员都委以军政大权，人权、财权、治权都在各藩镇，结果尾大不掉。原来玄宗因对外开拓，在边境驻以重兵，设立十大兵镇，以节度使为最高军事长官。节度使领若干州，权力很大，初时由中央派重臣充任，立功后往往入朝拜相。天宝以后，李林甫为了巩固本身权位、堵塞边帅入相的路径，藉口文官不懂军事，多用胡人担任节度使。类同于罗马帝国用蛮人当兵替自家打仗，可结果如何？与罗马帝国的下场很相似。任用胡人统帅兵马，等于将国防拱手让给异族，结果在极盛期就发生了安史之乱，蛮人攻占了两京，并且丢失了所有扩张的版图，西域、蒙古、自家的河西走廊，甚至河北（河北在唐中后期发生了逆向的蛮族化），首都几次被攻陷，完全是一个分裂的局面。自唐德宗后，中央政府已经名存实亡，很象春秋时代的周王，地方诸侯想到你了，就给点，想利用你了，就送点。由于唐朝中央政府没有对各地进行有效地管治，造成军阀混战。中原地区的经济与军事实力空前削弱。北方蛮族趁机侵入中原，并不断蚕食领土。到朱温代唐时，中原已经成了汉族与蛮族杂居的严重现实。契丹人及其它蛮族趁机成立了自己的国家，建立了类似儒家文化的政权。可以说，藩镇之乱，造成唐朝的灭亡，并直接形成了以后五代十国这一中国自先秦以来最为严重的大分裂。河西走廊的失去，使中原王朝失去了控制北方的最重要的战略要地和战马的主要来源。唐朝早期的政治成功显然无法弥补它稍后的政治失败，中国自中古时期以后的不幸，实际上都是唐朝埋下的种子（这句话可能使很多赞美大唐的人不爽）。过去，我们乡下有一句骂人的话叫“鬼混唐朝”，过去我不太理解，现在我终于理解了，但因唐朝国策错误导致的这次大分裂对中华文明的危害之深，即使今天大多数人都没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实际上，对中华文明影响最深远的，就是东胡系（鲜卑、契丹、女真、蒙古）蛮族有机会从游牧民族逐渐地转变为依靠农业与儒家文化的文明民族。而这一点成了稍后宋朝统一的主要障碍，也是北宋灭亡的主要因素，同时，也是明朝灭亡的间接因素。宋立国之后，当政者需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建立怎样的政治架构才能克服自秦以降各朝各代的弊端。以科举制建立人才选拔与任用机制，既打破门阀托大的政治格局，又很好地解决官僚世袭制的弊端。虽然自隋代就开始了科举制度，但这一制度作为人才选拔的基本制度还是建立在宋代，准入条件的降低，选拔人数的增加（唐代录取进士，每次不过二、三十人，少则几人、十几人。宋代每次录取多达二、三百人，甚至五、六百人），科举制度作为国家开科取士的手段实施，使宋代很快进入了士大夫时代。什么叫士大夫？坐而论道，躬身行之。从此无论寒门士子，还是农桑人家，学而优者，均可以出入庙堂。文官出任中央及各地最高行政长官，使文官地位居于武官之上。地方官员的主要责任是牧民，守土之责由中央任命专职的军事长官去处理（这些制度不正是现代的政治制度吗），二者皆由中央调遣，互不统属。这就彻底革除唐季以来军阀割据的政治传统，也彻底消除了五代朝代频繁更替的政治基础。由于宋代皇帝都比较好地执行太祖的祖训，大臣和言官都敢于发表意见，甚至可以当面和皇帝争执，这种开明的政治气氛，使得宋代的大臣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担当十分重要的角色，有些时候甚至是主角（这是中国其它所有朝代所没有的，即使是现代，也是难得一见的）。太宗驾崩时，李皇后伙同内侍王继恩与参知政事李昌龄，想立长子而废太子，遭到宰相吕端断然拒绝，真宗既立，垂帘引见群臣，端立殿不拜。请转帘，升殿审视无误，方率群臣拜呼万岁（端大事不糊涂）。英宗即位后，慈寿太后一日送密札给韩琦，语及皇帝与皇后不奉事，有为孀妇作主之语。此乃皇家事，由大臣来做中，宋前宋后各代均罕见。更有甚者，南宋光宗夫妇对太上皇（孝宗，宋代皇帝多不恋权位，往往早早退休）不敬，被大臣也尊（废）为太上皇。讲这么多，要传达的意思就是两条：由于采取文臣治国，兵权集中于中央，使宋朝的中央政府拥有比过去朝代更大、更有效的权力。权力实际上更集中。其次，由于宋廷采取更宽松、更开明的政治手腕，使皇权得到一定的束缚，大臣参与决策与执行政策的权力比历史上任何朝代都要大。正因为如此，才造就了宋朝经济、科技、文化、艺术、工艺上的繁荣与先进。使中华文明自春秋战国后推向另一个高峰，至少到目前为止，达到中华文明的巅峰。自宋以后，朝代的更替再也没有发生五代类似的悲剧。可以说，宋朝政治制度的革新，是一次成功的改革。不过后人每每诟病宋之武弱。宋的对外悲剧前面有专述，本节不再解释。这里引用明朝一位学者的话来作一个总结：“或谓宋之弱由削节镇之权故，夫节镇之强，非宋强也，强干弱枝，自是立国大体。二百年弊穴，谈笑革之，终宋无强臣之患，岂非转天移日大手段。”诸般作法均有流弊，两害之中权其轻，两利之间权其重，不亦合乎？

      宋代和其它主要王朝不同的是，宋代并不过分强调以农为本，宋代的商贸都十分发达。有宋一代，由于边境问题一直不断，岁币一直是朝廷一项经常性支出。庞大的军队和官僚系统也需要国家有足够的收入才能负担。在国土面积较汉唐减少的情况下，支出却大幅增加。增加国家的财源显得十分重要。显然，依靠土地收入肯定有限，土地税赋过重不能养民，国家岁入过低又不能支撑政权。发展贸易，是朝廷增加收入的主要来源。北宋的贸易十分发达，到了南宋，贸易对于国家的经济地位显得更重要，甚至可以说，南宋是靠贸易立国的。贸易的发展带动商业繁荣，商业繁荣又拉动手工业与规模工业的发展。宋朝时期，我国的治金、采矿、陶瓷工业已经十分发达。北宋时期就大量开采金、银、铜、铁、煤等矿藏，全国各地也出现了世界历史上最早的制造工厂和加工工厂。如造船厂、火器厂、造纸厂、印刷工厂、织布厂、各地的官窑等。南宋时的军器所工匠竟达七八千人，厂里的工人按期领工资。因为工商需要先进的技术，所以在宋代中国的四大发明中的三项被发明或是开始得到广泛使用。北宋时期，钢产量已经超过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产量（美国学者郝若贝教授（Robert Hartwall）根据宋代兵器制作、铁钱铸造和制造农具等方面的消耗情况，推算出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的铁产量大致在7.5－15万吨，这一产量是1640年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产量的2.5－5倍，整个欧洲各国（包括俄罗斯欧洲部分）到18世纪铁产量大致在14－18万吨之间，因此宋代中国的铁产量基本可以达到这样的水平。）。首都开封已经是一百多万人的大都市（这种规模就是在今天也是了不起的），百姓做饭烧的是煤而不是柴草（宋代的煤产量无疑是居世界第一，而且开采技术非常先进）。由此可见当时的工业水平和普通人的生活水准。宋朝国家财政收入主体已经不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了，农业社会已经在开始向工业社会逐步迈进。宋朝获得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靠加重对农民的剥削，而是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对大量的“小自耕农”直接征收农业税一向是国家统治的基础，像宋朝这样的情况实在是绝无仅有。由于工商业的高度繁荣，促使国家采用纸币----交子（宋仁宗天圣元年（1023），正式由政府出面设立交子务，随着纸币发行量的增加，越来越多的地区使用这种便利的货币。西方最早的纸币是1661年斯德哥尔摩银行发行的，但这家银行很快倒闭。至1694年，英格兰银行开始正式使用纸币，比中国晚了700年左右）。

      随着工业和城市的发展，商业活动也空前活跃起来。在宋代，商业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市场规模的扩大和市场数量的大量增加。唐代城市实行严格的坊市制度，将商业区和居住区分开，居住区内禁止经商。宋代逐渐打破了坊市格局，允许商人经商，街道上随处可以开设店铺。尤其是北宋都城开封和南宋都城临安，城市人口都超过百万，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繁华的大都市。其商业更是异常发达，据一些学者统计，北宋开封已经有6400多家大中型工商业者，8000－9000家小商小贩。在城市周围和乡村的交通要道逐渐形成了许多大大小小的集市。这种集市在岭南称为“墟市”，北方称为“草市。”这些集市又被总称为坊场，它们遍布全国各地，形成星罗棋布的交换网络，所有这些都表明，宋代商业活动空前活跃。与此同时，宋代的海外贸易也是空前繁荣，根据周去非《岭外代答》等资料记载，与宋朝保持通商贸易的国家达到50多个，因而宋代海外贸易范围较前代大大扩大。当时中国的商船不仅坚实耐用，而且船体庞大，据《梦梁录》记载，宋代大的海商所用的船可以容纳500－600人。更重要的是，出海的商人掌握了全世界最为先进的航海技术，其中最重要的是指南针应用于航海，从而使海外贸易得到了巨大发展。工业、商业、贸易的高度繁荣，客观上要求与之相匹配的技术与工艺，因此，宋代中国技术方面显著领先世界也就不足为奇了。四大发明中的三大发明都成熟和开始于宋代，这不是一种巧合，而是经济高度发展与繁荣的客观要求与必然结果。今天，我们以不肖一顾的态度看待宋代，不也谬乎？

      总之，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宋代的政治经济，我们都可以从中国现代、世界现代的国家政治中找到种种熟悉的影子。可以讲，当时的宋朝，以一种异乎寻常的成熟，超越了同时代的所有文明。这也是欧美史学家对中国历史上宋代痴迷的根本原因，老实说，由于语言的限制，他们对宋代的人文成就了解得并不多，所以还不能完全把握和理解宋代真正的情况。自元代以来至今，所有的朝代都异乎寻常地抵毁宋代，宋代已经成为落后弱小的代名词。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欧亚没有经历蒙古人的浩劫，宋代的贸易一直与海外相通，以宋代人的开放态度和对提高工业规模化的迫切追求，当欧洲发生工业革命时，我想，宋代会即时知道并了解工业革命及以后技术革命的内容，其次，对那些能够极大提高生产产量的技术与设备，宋代人必定会很快引进来，以当时人的聪明程度，即便不考虑创新和发展，学习、仿制当无问题。如果这样，中国就不会错过工业革命这班车，中华文明就不会整体上落后于西方文明。可惜！
再次，宋代是我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巅峰时代。哲学、伦理、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医学、工艺可谓是百花齐放，并且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武人出身的宋太祖，对文化的重视超过其它所有的开国皇帝。帝尝读《尧典》，叹曰：“尧、舜之世，四凶之罪，止从投窜，何近代宪纲之密邪！”赵匡胤于是制定了法律。法律规定不能在朝庭上鞭打大臣。不准对公卿辱骂。臣下除了谋反和叛逆外，不得杀戮。又专门建立了言官制度。开国宰相赵普曾言：“臣半部论语治天下。”太祖曾言“宰相须用读书人！”这君臣两位对儒家、对读书人的态度决定了宋朝对文化的基本政策。从此宋朝成为中国历史上自春秋战国以来第二个学术自由的时期。
宋代学校教育异常发达，京师设有国子学，太学等等，另外有专业性很强的武学、律学、算学、画学、书学、医学。宋仁宗以后，鼓励各州县兴办学校，至宋徽宗时期，全国由官府负担食宿的州县学生人数达到十五、六万人，这种情况在当时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除了官办学校而外，私人讲学授徒亦蔚然成风，其中以书院的兴盛最为引人注目，闻名全国的有所谓四大书院，即石鼓、岳麓、白鹿洞、应天书院，据史书记载，至南宋时期，很多州都建有书院，如绍兴、徽州、苏州、桂州、合州，等等。书院与官办的州县学不同，通常是由士大夫所建，因而学校环境较为宽松，除了正统的儒家学说而外，其它各种学术均可以讲授，不同的思想可以相互交流、切磋、辩难，如朱熹、陆九渊的“鹅湖之会”，朱熹陈亮之间的“王霸义利之辩”等等，从而活跃了师生的思想，推动了学术的繁荣和进步。教育的普及既是宋代文化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宋代文化之所以取得重大成就的重要原因。

      具体说来，宋代文化在哲学、史学、文学、艺术等各方面均取得了独具特色的成就。就哲学、伦理而言，宋代是继春秋战国之后最富成果的时期。以周敦颐、程颢、程颐为代表，以儒家经典《易传》和《中庸》为核心，同时吸收道家、道教、佛教等思想，建立起一套较为完整的把宇宙本原、万物演化以及人性善恶等理论体系，成为宋代理学的开创者，最终形成了以理学为代表的新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至北宋中期，运用“天理”这一范畴，将本体论、认识论、人性论等有机联系在一起，“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是永恒存在的、宇宙万物的本源。它不仅是自然界的最高法则，也是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二程还较为系统地确立了宋明理学的基本范畴，可以说是两宋理学的奠基人。至南宋时期，朱熹又以二程思想为核心，吸收揉和北宋以来各派儒家学说，包括周敦颐、张载等人，建立起一个庞大而系统的思想体系，他以“天理”和“人欲”为主轴，将人类的自然观、认识论、人性论、道德修养等有机地集合起来，从而完成了建立新儒学理论体系的艰巨任务，因而，朱熹是两宋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孔子、孟子以后影响最大的儒学者，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理学在宋代并非一统天下，不论是南宋，还是北宋，思想界都非常活跃，同时存在其它种种不同的思潮。与朱熹学术存在差异的陆九渊吸取禅宗理论提出了“心即理”的命题，二者之间经过激烈争论，最后不了了之，可知当时学术空气相当自由，学术环境也是非常宽松的。

      再如史学领域，在编纂体例方面，除了继承传统的编年、记传体之外，还新创立纪事本末体，对此后史学的发展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通常而言，当代史存在不少忌讳，因而宋朝政府开放私人修史的限制，无疑会大大促进史学的繁荣和发展。正因为如此，宋代史学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其中以司马光等人所著《资治通鉴》最为著名，作为一部编年体通史巨著，其史学价值和政治价值足以和《史记》相媲美。

      在文学方面，宋诗不仅继承了唐诗的辉煌，而且还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宋体。艺术成就和唐诗并峙的就是宋词，在宋代，这一艺术形式的成就达到顶峰。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一批散文大家使这一文学形式也达到前无古人的高度。应该说，宋代在文化方面所取得的成就非常卓著，很多领域都达到了古代文明的最高峰，也给后代文化的发展带来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如明清时期的小说便是直接导源于宋代说书人所用的话本，等等。

      宋代科学技术无疑居于当时世界的最前列。两宋时代在科学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之大、之高，在中国历史上是罕有的。震惊世界的三大发明——火药、活字印刷和指南针，就诞生于这一时期。正如国内外许多著名史家指出的，这三大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除此之外，中国人在许多方面也取得了成功，兴修水利，实施水稻的双季栽植；茶叶种植面积扩大（宋徽宗的《大观茶论》是学术与文献价值极高的专著）；棉花成为普及性农作物；算盘开始应用，从此成为东亚商人的主要计算工具；火药的发明又推动了火箭、突火枪、火炮、地雷、火毬等兵器的革命。总之，没有两宋社会良好的科技氛围，活字印刷的发明是很难降生的。可能活字印刷的发明是偶然的，但它确实又寓于两宋社会尊重科技、重视科技氛围的必然之中。

　　   在天文领域，宋代也取得了辉煌成就。北宋中期，杨忠辅制定《统天历》，以365.2425日为一年，这个数字与西方1582年颁布公历时的数据完全相同，比现代天文学所测数值只差26秒。由此可见，宋代天文学发展水平之高。

　     在生物学和医学领域，宋代也是成就卓著。在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背景下，宋朝政府十分重视与广大民众卫生健康息息相关的医学事业，不仅政府出面编辑刻印了很多医学典籍，而且要求各州县加以推广应用。其中《太平圣惠方》100卷，收录中药处方16834个，《圣济录》200卷，是医学上的一部百科全书，收集了诊断、处方、审脉、用药、针灸等各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成果。《政和本草》共介绍各种药材1558种，其中新增加628种新药，可以说是一部完备的药物学著作。南宋时期的宋慈收录并总结了前人的法医知识，创作出《洗冤集录》一书，其中涉及验伤、验尸、血型鉴定、死伤鉴别、检骨等多方面的理论和实践，同时对毒药和医治服毒的方法也进行了总结，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法医学著作。上述仅仅是介绍了宋代医学领域很小部分的成就而已，于此亦可以看出两宋时期科学技术发展水平之一斑了。

     除上所述之外，宋代另外两项重要成就有必要单独提一下：

      其一，宋代的绘画艺术。末代皇帝赵佶虽然做皇帝不行，但他对中国绘画艺术的巨大贡献却不可否认。首先，他是一位天赋极深的绘画爱好者，又是造诣很深的画家。其次，他又是宋代绘画领域的组织者和主要资助者。由于这一渊源，在宋代宫廷之内，集中了一大批杰出的画家。黄筌的花卉，李公麟的人物，米芾及子友仁的山水，徽宗本人的花鸟，皆卓绝于世。即使以现在的艺术眼光审视他们的艺术水平，也可以说前无古人，至于是否有来者，则要看未来的艺术家是否能够超越前人了。

      其二，宋代还有一最辉煌的美术工艺，为历朝所不及者，就是磁器。功底深厚的宋代文化，统治者的自身的文化素养及价值取向，使凝聚在宋瓷上的文化艺术更是空前绝后。以宋官窑代表典型的供御用瓷，其釉色平淡含蓄，素雅之中表现着内心的意蕴。从美学角度，它的艺术格调是高雅的，特别受到西方人的青睐。细密的冰片，隐约间闪烁着钻石的光芒，仿佛是宋代艺人无意间冰镐敲击的严冰穿过时空来到了我们面前、温润而细腻。后世把宋代五大明窑称为“千古绝唱”。那是与历代仿制不成，差别巨大是有一定原因的。宋瓷是最精美艺术与精确工艺完美的结合。因为各地名窑瓷器大量地生产，不仅供皇家贵族使用，还为官员学者们、及市民阶级所珍爱、使用，所以让所有见着的人都赞叹不已。宋瓷许多的工艺都已失传，宋瓷许多的工艺水平即使现代都难达到。宋朝的瓷器是如此的精美，可以说宋朝遗留下的官办瓷器几乎都价值连城。自宋代以后，历代文人墨客及古玩爱好者对宋代官窑津津乐道，撰文著书者众多，但历史上能够亲眼目睹并真正鉴赏宋代官窑真面目的人少之又少。有关宋代官窑的论述变地扑朔迷离，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样，便给人们留下了发挥自由想像的空间。对宋官窑的研究也就成了中国古陶瓷学术研究中最为热门的课题之一。

       总而言之，用已故著名学者邓广铭教授的话来说，“宋代是我国封建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 这一结论颇具见地，也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这样一个如梦如幻的朝代，它的成就、它对人类文明的重大贡献，本来足以让今天的中国人倍感自豪。然而，自元以后，无论是汉人，还是其它民族，都对这个朝代抱有固有的轻蔑。人们比较乐于回忆强汉时代、盛唐时代，甚至鼓吹大明时代、大清时代。这个朝代只有离开它的疆域、它子民的后代，在它的政治影响没有覆盖的地方，才获得应有的尊重。在欧洲、在美洲、在日本，人们对宋代的评价要比它自己身后的国度要高得多。甚至，在国外，人们对中国古代的认识，就是缘于宋代取得的成就（四大发明中的三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精美磁器）。在鸦片战争之前，当中国人还不了解世界，固执地认为自己是中央帝国，是世界中心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宋的灭亡归咎于宋代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当我们的国门被枪炮打开之后，当我们知道在宋朝灭亡之前，欧亚大陆上的其它几个主要的文明国家也被蒙古大军所灭，南宋是蒙古人攻占的最后一个堡垒。在蒙古铁蹄践踏欧洲大陆、印度次大陆，中亚地区的四十年后，蒙古人不得不采用政治加军事的方法（蒙古人在对付其它民族和国家只有一种形式：无条件投降或屠城），利用已经投降的汉人来治理汉人，通过分化来瓦解南宋军民的抵抗，才获得对南宋军事上的最后胜利。南宋的灭亡，才是蒙古征服者征服道路的终点，但也是其衰落的起点。站在世界史、世界文明史的角度上，蒙古人的征服没有多少积极起义，它只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灾难之一，西方历史学家一直把蒙古的征服和希特勒的纳粹德国等同。除蒙古人之外，没有多少外国人对成吉思汗歌功颂德，甚至抱有好感。然而，曾经是蒙古人奴隶的中国人，它的后代中还有不少人对其感激不尽，对其称赞不已，实在令人费解。如果把蒙古人当作自己民族的一分子，蒙元取代宋朝，只是领导角色换了，不值得大惊小怪；如果把蒙古人当成异族，我们又何必在美化与称赞蒙古及蒙古人呢？有些历史学者成天都在寻找蒙古人统治中国时对中国和世界都有哪些贡献。似乎他们的祖先成为蒙古人的奴隶是一件光荣的事。

      宋以后的朝代，总是把蒙古人的统治归罪于宋朝。因此，他们一直对宋朝的文化、政治制度、思想道德进行批判，并把宋朝的灭亡归因于宋朝的理学和宋朝的儒生及文人政治。我不排除宋的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它的腐败和末代皇帝的无能，但宋亡于它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我则不赞同。中国文化自宋以后逐步保守、封闭、僵化，主要原因就是宋后各代统治者摒弃了宋代文化中自由、开放、包容的优势，最终造成中国传统文化的衰落，当西方工业革命开始时，中华文明不仅没有取得进步，反而在宋的成就前全面退步了。最终，中华文明在和西方文明的生死大比拼中，全面的落伍。可以这样讲，明清朝代所摒弃宋代文明的一些个性，实际上正是我们要赶上西方文明的主要方法。我们抛弃的是宋文化的精华，这两个朝代坚持的恰恰是中华文明的糟粕。直到今天，我们很多历史学家、政治家仍然在坚持十分荒谬的成见，既不从唯物史观出发，实事求是地分析宋代及宋代衰落和灭亡的真正原因，而是为了某种政治成见而研究，为了解释而解释，为了证明而证明。


      补充文献： 冷兵器下文明的悲剧

      人类的战争主要有三个阶段：人类与野兽之间的战争，冷兵器作战时代，热兵器作战时代。在人类的远古时期，先民们的主要敌人还不是人类之间的争斗（可能为了争夺食物也会发生混战），而是和大型食肉动物之间的搏斗，作为大型食肉动物的捕捉对象，人类必须设法摆脱这一类动物的捕捉行为；同时，人类在捕获较大猎物之后（特别是大型草食性动物），还要设法避开大型食肉动物的掠夺。火的发现和使用，基本扭转了人与动物之间战争的不利局面，并加速了人类向更智慧方向进化的过程。这一阶段的结束实际上是另一阶段的开始，当绝大多数动物对部落不构成威胁的时候，部落之间的相互威胁便产生了，从此，以冷兵器为战争工具的时代开始了。人类的文明史，大多数时间是冷兵器作战的历史，一直延续到工业革命时期，利用枪炮等武器不紧密接触便可大规模杀伤敌人时，热兵器时代才来临。因此，工业革命是战争历史的一个重要的标志。在工业革命之后，先进文明与落后文明之间的战争被称为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或者是先进文明对落后文明的大屠杀。几万欧洲殖民者能够剥夺几百万十分骠悍的印第安战士的领土，并把他们的人口差不多干掉一大半；几千名英国军队便击溃了骠悍的八旗军队，迫使大清帝国签下城下之约；灿烂的印加文明不到几十年便毁灭于西班牙人的屠杀；这些历史足以说明，热兵器时代下，装备先进火器的军队，在和冷兵器的文明进行作战时，基本占有战场的绝对优势。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向英法联军冲锋时（按冷兵器作战的战术对付枪炮，僧亲王没有死真是造化，毛同志发明的游击战术，在如今器不如人时代或许是最好的办法），完全暴露在英法军队的炮火之军，那完全是一场血腥屠杀，蒙古骑兵骁勇善战，但已经无法和现代装备的敌人争锋了，最后几乎是全军覆没（三万多骑兵，最后只剩下几个人）。热兵器时代的先进文明之间的战争，最后决定胜负的，不是战场的几个胜利，而是经济实力、科技实力以及科技实力转化为先进武器的能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协约国最终停战是因为经济支撑不了战争，而不是战场的失利，这也为二战埋下伏笔。德国大多数人都对凡尔赛和约不满，感觉自己不是战败国（战场上并没有失败），但受到战败国的严重惩罚。最后就是二战，二战的结果也是决定于交战双方的经济与科技实力，很明显，盟国的实力要远远超过协约国的实力，最终的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南斯拉夫的常规军事力量较强，一般认为，美国军队如果和南斯拉夫军队进行常规的地面战，可能双方都会有很大的损失，因此，南斯拉夫人希望美国人来地面和他们打，然而，科索沃战争是一场典型的不接触战争。南斯拉夫人只有挨打的份，没有还手的机会，成天拿着枪对天空咬牙切齿，有多窝囊就有多窝囊。由此可知，在热兵器时代，技术上、经济上的差别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本人从来都不认为正义与否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现在有些专家总是将越南战争、朝鲜战争挂在嘴边，无非是两点：正义必胜和以弱胜强。这种观点十分危险，它会误导人们轻率地向一个不宜打击的对手打出第一枪。朝鲜战争的实质是当时两大阵营之间的战争，双方势均力敌，美国及盟国经济实力要超过对手，中朝方的优势在于战场紧靠战略大后方，战争物资运输要比美国容易得多。至于装备水平，双方没有实质性差异（前期是存在差异），正因为双方互有优势，双方都无法获胜，最后的结果就是在战争起点处停战。越南战争是一对三的战争，世界上面积第一和第三大国加一个小国联手对付一个面积第四但经济实力是头号的大国。战线就在中国附近，后勤供应方面美国要比越南困难得多，美国最终被迫撤军，实在因为耗不起，而不是战场上吃了败仗。我们的专家总是讲朝鲜和越南打败了美国，但却很少提及站在它们身后的另外两个巨人，作为政治宣传，倒没有什么，如作为军事理论，可能是危险的）如果遵循这一法则，世界就不会有侵略，非洲就不会暴发部族之间的屠杀，以色列早该被巴基斯坦赶出被占领土。然而，在冷兵器时代，经济与技术的进步似乎与胜败没有直接关系。战争的结果与文明的先进似乎关系不大，相反，往往都是野蛮民族战胜先进民族。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文明史上的主轴上，基本上都是落后文明最终征服了先进文明。虽然先进文明在一段时期内，可能会支配周边的落后文明，如罗马帝国曾经将高卢人收为奴隶。但是，罗马帝国最终还是亡于日耳曼人之手。古希腊是现代西方文明的摇篮，在古希腊文明辉煌的年代里，罗马人基本还处于蒙昧的状态。然而，正是罗马人，最终将古希腊各城邦国家一一攻破。当那个罗马士兵杀死阿基米德时，他可能还不知道，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古希腊最杰出的科学家。波斯人征服埃及、罗马人征服古希腊、日耳曼人征服古罗马人、蒙古人征服中国人，为什么这些先进文明反而被比它们更落后的文明所征服？这些野蛮民族在征服先进文明的时候，自身文化仍然很落后，它们都是在征服先进文明之后，从被征服者那里学习更多的文明成果。古罗马人认为自己是古希腊文明的继承者，日耳曼人认为自己是古罗马文明的继承人。这在现代是不可想象的，一个国家如果在技术和经济上不比对手占有优势，想战胜对方几乎是不可能的。正是因为人们基于现代战争游戏规则的认识，现代很多国人，包括历史学家都对发生在宋元时期的历史十分不解，并且深感屈辱。人们在屈辱之余，便不假思索地将失国的历史责任统统推给当时的统治者或统治集团。推给当时的政治制度与文化传统。加上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让野蛮民族整体性占领并实施残暴统治的朝代，宋以后的人们便不假思索地让宋朝完全背负中华文明衰落的全部责任。即使明朝最后为女真人所替代，现在的许多历史学家仍然将责任部分推给宋朝。这实际是一种偏见，亦或是对历史的无知。我们只要稍为冷静一点，仔细地去考察一下二十四史，或许就会对宋代宽容一些。纵观中国历史，由北方的势力战胜南方势力最终获取政权几乎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律。它基本是中国政治演变的主轴。当商部落成为中原的主宰者时，当时的周部落正位于现在的陕西偏远的一块地方，和夷狄等蛮族为邻，然而，正是这个部落最终取代商部落成为中国的主宰。当中原的齐、鲁、晋、郑等国在忙于相互争夺之时，就在当年周部落兴盛的附近出现了秦部落，它也处于中国西北的边远地区，与夷狄相邻，地理环境、生态环境似乎和中原地区相比，存在较大差距，然而，历史却选择秦国统一华夏。以后的许多历史似乎反复证明，一旦北方与南方对峙之时，最终获得胜利的都是北方，楚汉相争，最后是北方的汉战胜南方的楚；三国时代，北方的晋，最终消灭了南方的吴与蜀；南北朝之所以结束，是因为北方的隋最终消灭了南方的陈而统一；五代末，北方的宋消灭了南唐、吴越、巴蜀而统一；北宋末期，北方的金消灭了南方的宋；南宋末期，北方的元消灭了南方的宋；唯一的例外是明朝，南方的明打败了北方的元而定都南京，但好景不长，到了第二代，又是北方的成祖打败了南方的建文帝；最后，北方的清国消灭了南方的诸明小王朝；洪秀全跑到南京定都，最终又为北方战胜南方增加了一个例子，就是当今国共内战，共产党被赶出南方根据地之后，三万疲惫之师到了北方竟然起死回生，逐步壮大，最后横扫中原，占领南京，统一中国。我不知道这到底是宿命，还是暗合了其它的政治规律。如果历史只有宋朝是这样的结局，我们可以有理由断言宋朝当局要为失败负上全部责任，如果历史一直在轮回，我们是否有必要分析更深层次的原因？中国的二十四史，是冷兵器战争贯彻始终的历史，考察冷兵器战争的特性，或许有助于问题的解决。

      在冷兵器时代，战争需要通过士兵肉搏来决定战役的胜负，士兵的战斗意志、体能、兵器、战术、战略在战斗中是胜负的关键。春秋时代，诸侯国的实力往往以战车的数量来表示，所谓万剩之国就是大国，千剩之国是中等国家，再次就是小国。这种以兵车为基本战斗元素的军队在战斗中显得不够机动，面对胡人骑兵的冲击往往只有挨打的份。因此赵武灵王实施胡服骑射，使骑兵成为中国的基本战斗组织，从而基本扭转了传统兵车的弊端，极大地提高了赵军的战斗力，也使赵国成为一时的强国。从此，骑兵在中国军事上一直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对于中国南方的汉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蒙古的铁骑和满清的铁骑更让他们惊心的了。中国最良种的马是蒙古马，最好的养马区域是河套地区及河西走廊，这个地方土地肥沃，气候湿润，宜农宜牧，素有北方小江南之称。因此，河套地区不仅是养马之地，更是最重要的战略走廊和屯兵之所。据有此地，不仅可以解决宋国的战马问题，而且进可以控制大漠，退可以屯田自守。然而，自唐末以后，党项人控制该地（祸由唐的制度错误，自太宗之后，唐的守边军队渐渐落入外藩之手，由胡人建立军队替唐中央政府作战----雇佣军终酿大祸，安史之乱即出于此，西夏的始作蛹者也是唐政府之误，党项人因征战有功，被唐政府派去治理河西走廊，从此，该部落有了立足之地），逐渐经营，实力不断壮大，进而和宋分庭抗礼。到了元昊时期，已经成为宋的主要外患（当时的辽国实际上怂恿元昊对抗宋国，自己居中调停，坐收渔翁之利）。宋军几次用兵，即使是能臣范仲淹亲自经营，也没有取得多少成绩，只得以和谈而告终。失去对河套地区的控制实际上等于失去了冷兵器时代的战略优势，辽与夏控制马市，和现在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控制尖端科技一样，目的就是使宋军在野战中难以形成战略机动和实施大迂回战略的奔袭能力。然而，宋军要想战胜辽、夏、金，夺取河套地区和幽云十六州故地，必然要深入敌国境内作战。根据辽、夏和金的地形、地貌来看，宋军深入敌境后，必然和敌方在旷野中进行决战，但这种战役有利于骑兵长途奔袭而不利于步兵行军与作战，尤其在华北平原上，小股骑兵发起冲锋进行不断袭扰后，待宋军的箭头消耗差不多时候进行决战，大部骑兵对宋军发起冲锋，在没有有效兵器阻止的情况下（在现代战争中，为防止敌军骑兵冲锋，在枪炮的有效射程内必须尽早开火，一定要先期运用火力压制住骑兵的冲锋，否则，一旦骑兵突破火力，对于阵地上的步兵，就意味着一场屠杀，稍有战争经验的人都知道这个事实），缺乏机动，当时又没有火器压制（关键是远程火器）的宋军，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就可想而知。同时，一旦宋军长驱直入敌境，敌方的轻骑兵对宋军的后勤供给进行不断的袭扰，也会对宋造成重大的困难。因此，没有足够骑兵的宋军如在辽、夏、金的腹地作战（如同现代战争中没有制空权一样，地面部队往往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无论从战略上还是战术上，都无胜算的可能，甚至可以说是自杀。宋的几场对外战争失败均突显了宋军装备上的这种劣势和辽、夏、金在战略与战术上有效的利用敌方劣势。几场战争的过程基本上相似，先是宋军没有遭遇多大的抵抗就长驱直入敌国境内（诱敌深入，），一旦宋军进入平原开阔地带，北方军队便即时切断宋军退路和补给线，并运用骑兵运动优势，将宋军切成几段而各个击破。由于宋军机动性不够，无法寻找敌军主力进行决战，使宋军的一些技术兵器难以发挥作用，最后只好被动挨打，一旦不能速战速决，必须立即撤军，宋军往往在撤退时又首尾难顾，以至酿成溃败（宋太宗亲征契丹时，先是长驱直入，结果是全军覆没，自己靠化装才得以幸免）。北方军队优势在其机动性，聚则呼啸而至，散则倏忽而去，寻其决战而不得其门，不期而至则防不胜防，讨之难得要领，置之则边患丛生。几次北伐，均以惨败告终，丧师失地，兵败求和，最终只有纳贡的份儿。现在，人们多以人事之由苛责宋代君臣，是否有失偏颇？老实说，除了马匹之外，北方人要比南方人更具有进攻性，即使在今天，南方人的个性还是比北方人更柔弱，而北方人比南方人更强悍，以淮河为界，南北两地人的性格可谓是泾渭分明。如果没有热兵器，我想，光靠挥舞大刀，估计南方人仍然不是北方人的对手，以后的中国历史基本还是遵循这个规律。

      那么，为什么北方民族会如此强悍呢？首先，北方的生存环境要大大恶劣于南方，基本上是靠天吃饭，生活处于高度不稳定状态。生存的压力迫使居民在进行掠夺的同时，时刻提防被他人所掠夺，他们必须先将自己武装起来，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才有能力去掠夺，同时也有能力保护自己的劳动成果不被同样陷入困境的邻居所掠夺。因此，北方居民的军事意识和军事组织能力都比南方人要高得多。其次，北方人是各民族大融合的结果，早在汉朝末期，北方已经是汉胡杂居，到了南北朝之后，这种情况更普遍，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的渗透更彻底，甚至人们已经分不清谁是胡人、谁是汉人。然而，即使经过几代的汉化，许多胡人（主要是东胡人，如鲜卑人）虽然生活习惯和语言文字已经和中原汉族没有区别，但是他们祖先的诸多民族特性还是保留下来，如强悍的风格、好斗的个性等等，这种性格反过来也影响了与他们混居的其它汉族居民。使中国北方人比南方人更好斗（今天还是这样，两个上海男人吵得鼻子碰鼻子，都不会动手，这在北方是不可想象的，本人无意撕裂族群，只讲事实）。再次，漠北区域是中国少数民族衍生的主要地区，一拨又一拨的蛮族从漠北向中原迁徙，使北方的原居民不得不遭受比他们更野蛮的部落的不断袭扰，在这些蛮族人面前，北方人必须表现得更勇敢和更具震撼力才能让蛮族知难而退。环境造就了北方人的性格，而性格又影响了北方人的文化。强悍和好战就是北方人的特征，可惜，大多数居在南方的宋国人并不具备这一特性，这使宋国在战场心理上就输了一筹。冷兵器时代的战争是面对面的搏斗，残忍而血腥，不象现在远距离作战，按一下按钮，导弹就飞出去，死多少人，不会亲眼目睹，即使文弱的书生也可以胜任杀人的角色，但面对面地杀人，除了需要力气之外，更需要勇气。而这一点，恰好北方人胜过南方人。

      在冷兵器时代，战役基本由冷兵器完成。在双方势均力敌的时候，往往战役的结果也不会出人意料，要想制造战争奇迹，必须寻找冷兵器以外的其它战争手段。三国时代给了我们很好的几个案例来说明。官渡之战、赤壁之战、彝陵之战、盘蛇谷之战皆以奇制胜。四战皆用火攻，虽然不是热兵器时代，但却巧妙运用火的威力，取得大胜。然而细想一下，四战之中，还各有差别：官渡之战是火烧袁军的粮仓，动摇袁军军心，在袁军撤退之际，各个击破。赤壁之战是由于曹军部属多为北方人，不习水战且晕船，曹操使用铁索连船，本以为可以解决北方军队的晕船问题，没想到遭到东吴人的算计，被付之一炬。彝陵之战，是因为刘备连营百里（三国演义里有一段专门讲这个问题：刘备统帅大军，依山连营几百里，部署图传到成都总部，孔明大惊；传到魏国，曹丕大喜。为什么？这两位均从图上看到刘备必败无疑），最后被陆逊多处放火，烧得干净。盘蛇谷之战，蛮兵的藤甲虽然刀箭不入，但却有一点不好，此物采用当地特有藤条，浸于油中，半年方取出晒之；晒干复浸，凡十余遍，才造成铠甲，虽不畏刀枪，但却怕火。孔明一把火，将三万人烧得干净。火攻应是古代战争中威力最大的，且容易寻找战机的一种非冷兵器战术，但要达成战略与战术目的，火的使用，必须有不易转移与疏散的地形、地貌，易于燃烧的但却有重大军事价值的物事。然而，在宋辽战场、宋夏战场和宋金战场上，如果宋国作为进攻的一方，进入敌国境内之后，却不易寻找与制造这样的战机，反过来，由于宋国部队驻地比较集中，物资很多（北方贫困，不可能就地取军需物资），反而容易被敌方寻找火攻的战机。除了火攻之外，还有水攻，但北方多是旱地，平原地带，没有形成水攻的自然地埋，因而也不方便运用此法（倒是金国的兀术差点命丧黄天荡，北方军队进入南方，反而需要顾虑水攻之法）。宋军在敌方境内的战场上无法运用奇兵，实际上就意味着宋军无法通过运用其它战术与策略来弥补它装备上的不足，而这种不足恰恰又是战略性的。那么，它统一北方的愿望难以实现也就是历史与现实注定的了。

      宋代经济科技实力都大大超过辽、金、元。据此就断定宋朝可以打败辽、金、元，这是现代战争的战争思维方式。宋代的悲剧在于它还没有进入热兵器作战时代，虽然它的经济与技术都是那个时代最先进的国家，虽然它发明了火药（这可是热兵器最基本的物质），但它还没有来得及制造威力巨大的火器。它没有亦或还没有找对方法将其技术与经济上的优势变成军事上的优势。令人感叹的是，它离这一点确实不远了，或许只有一步之遥。对于中华文明来讲，宋代可以说是能够成功保持中华文明优势但又能吸收西方先进文明并与之共同发展的最可能的朝代。与其它主流朝代重本抑末的国策不同的是（本即农业、末即工商，汉、唐、明、清均以此为国策），重文、重商、重贸却是宋朝的国策，这在中国历史上的确是异类，也恰恰是宋最为后人诟病的原因。然而，这些特点恰恰是现代社会的主要特征。宋代如同一个早熟的胎儿，它来得不是时候，在它快要临盆的时候，却由于外力的摧残，胎死腹中。可惜！可惜！可能有人会讲，假如宋代的欧洲，科技文化都比中国发达，你怎么知道宋代人会很好地将外国的东西学会并在国内推行。我无法回答这一假设，但后面的历史或许能作一个旁证。大清国的末年，中华文明已经势微很久了，特别是与欧美差距已经很大。然而，在大清国及以后的民国派出的留学生中（有些学生甚至连完整的中小学都未学通），却出了许多当时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出了许多学贯中西、大师级的学者。这些学人的经验表明，能否在学术上赶上同时代的欧美人，之前的基础不是决定性的，个人的天资和其后的努力才是决定性的。即使是那些被八股文读昏了脑子的孩子，只要天资好，肯用功，同样能跟上当时时代的步伐。众所周知，自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学术届的顶级人物，都来自于五四前后的那个时代。之前，我们闭关自守，是井底之蛙；之后，先是知识遭贱，后是文人自贱，进而是文人自残，在容闳派出留学幼童一百年后，本来应是大师辈出的时代，现在却是大师头衔辈出，但大师却与我们渐行渐远的时代。我们现在拥有的仅仅是几个早已逝去的大师的牌位而已。在旧时代，虽然军阀混战，政治黑暗，但文人还是一个受人尊敬的阶层，他们和统治阶层的关系千丝万缕，至少，统治者对文人还存在表面上尊重，对文人的生活（至少对顶尖文人）还有一定的礼遇（那时的一个教授是不会为家计而操心的）。作为一个文人，还有诸多自由，包括择业的自由和出国的自由，也还有批评政府的自由（只要不对其统治构成威胁）。然而，现代，特别是反右之后，不要说文人人格上没有尊严，连人身的自由都没有保障。在这样的环境下，文人彻底堕落了。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的政治哲学不再是中华传统的政治哲学，不再是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王道与仁政，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种哲学源于欧洲，但目前即使在欧洲，也是一种新的，非主流的哲学。这是一种斗争的哲学（中华传统文化的特点是包容和中庸），它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相当大的排它性。如果说元朝是中华文明衰落的开始，那么，当今的中国，中华文明的传统基本上已经断裂。文革发生后，使文人深藏在记忆里的最后一点传统也给政治大潮冲洗干净。我们现在除了使用经过改造后的汉字外，还有多少中国传统的东西？当今中国，最大的失败是整个教育的失败，最大的堕落是文人价值观的堕落。现在中国出不了大师，问题就在于此。没有独立的人格，就没有独特的发现，就没有创新和发展。然而，在宋代，对文人的管理是宽松的，文人与统治者之间关系不是对立的，甚至可以说是友善的。正因为这种政治制度，才使宋代的人文成绩达到中国文化的顶峰，以五四时代知识精英的成长及他们以后产生的成就看，我敢断言，如果宋代面对我们现在这样的局面，我们在学习西方文化方面的成绩绝对要比现在取得的要高。宋代是一个贸易发达的社会，它对外开放的政策和外部物质文明的交流使它获知外部世界的能力和速度必然要优于闭关锁国的明清两朝；宋代是中国古代工商最发达的社会，工商业者对利益的追求，容易推动先进文明的进入和先进技术与设备的引进。这一点可从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工业与商业发达得到验证；宋代一立国就不得不开始进行外交活动，虽然当时也有华夷之分，但已经不再以老大高居，这种情势比较有利于对外交流与合作，也比较容易开展双方平等互利的外交关系，这种关系可以避免传统中国的那种只讲礼仪而不注重实质与利益的往来（传统上中国皇帝往往乐意听人喊一声爷就开心和满足）。
然而，所有的这些都是假设，我们只能对历史发出沉重的叹息。当今东风势微，西风渐盛，长此以往，今天的埃及、希腊、伊拉克、伊朗等国的现实，就是我们明天应该面对现实。以后，当我们提到中华文明时，人们把它当成历史，当成曾经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先民的历史。而我们的后代会完全生活在欧洲文明之中，习惯、文化传统、语言等等。这一切，就不是冷兵器下的文明悲剧了。

第一章绪论
宋朝政府性的社会救济可分为灾荒期间救济和平时救济。虽然宋朝政府的灾荒救济不是文章所要谈论的问题，但它却是不可逾越的。所有的救济措施的产生都是源于灾荒。
社会救济的研究的产生对宋朝人口问题的思考。
宋朝以前，中国的人口数量最高值一直都在六七千万左右徘徊。宋朝人口剧增，崇宁元年（1102年）的北宋全国总户数达到了2026万户。如果按照一户五口来计算，全国人口总数可以达到1亿以上。而南宋中期的嘉定十六年（1223年），户数为1267万户。 按照上文的算法全国人口的总数也在6000万以上。虽然这些人口总数都是一些近似值，但是，即使把数字统计的误差估计到正负百分之十，这些数字仍然是很庞大的。不管怎么，这些数字所体现的人口规模在中国来说是空前。而宋朝的疆域又大大小于前代的汉唐，这就造成了宋朝人口的高密度。
邓云特在《中国救荒史》讲到“两宋灾害频度之密，盖与唐代相若，而其强度与广度则更过之”。 如此频繁的灾害与地理上的高密度人口相重叠，所产生的后果和影响是很可怕的。
这里我们对经常威胁中国农民的两个主要自然灾害作个一般性比较，这在宋朝也不例外。这两个主要灾害一个是降水过少，另外一个是降水过多。在邓云特的统计中这两个灾害的发生次数在宋朝分别是第一位和第二位。洪水的显著特点是其爆发的突然性和破坏性，而干旱则是逐渐形成的，慢慢的毁坏生产基础设施。无论过程如何，在某种程度上后果都是一样的，都表现为食物短缺、人口流离、耕畜和种子储备的减少。
所以政府最直接也是最有效的救济就是进行食物的救济。正因为如此，两宋政府一直十分重视仓储的建设。当然宋朝也有实力完成这样的粮食储备，成熟期短和适应性强的占城稻的引进，使人们得以推广稻谷的栽培并广泛增加二熟制的运用。
《宋史》卷一百七十六《食货志上四》说，汉有常平仓，隋有义仓，都是“利民之良法”。而“义仓以备凶灾”，是赈救灾民的主要储备。“周显德重，又置惠民仓，以杂配钱分数折粟贮之，岁歉，减价出以惠民”。宋代的制度继承了前代这些基于“利民”考虑的仓制，“兼存其法焉”。
宋太祖承五代之乱，海内多事，义仓制度废弛。乾德初年，诏令诸州于各县置义仓。“民饥欲贷充钟食者，县具籍申州，州长吏即计口贷讫，然后奏问”。随后因输送烦劳，这一制度未能坚持。淳化三年（992年），京畿丰收，分遣使臣“增价以籴，虚近仓贮之，命曰‘常平’，岁饥即下其直予民”。宋真宗咸平年间，有臣下建议福建“增置惠民仓”，于是“诏诸路申淳化惠民之制”。景德三年（1006年），“言事者请于京东西、河北、河东、陕西、江南、淮南、两者皆立常平仓”，根据年景适当籴粜以平抑粟价，以救助“灾伤州郡”。天禧四年（1020年），“荆湖、川陕、广南皆增置常平仓”。后来朝臣或有建议“复义仓”者，宋仁宗曾经“命天下立义仓”，然而不久 “复罢”。对于义仓置废，朝廷数次发生争议。实际的政策也多有反复。
即使政府采取了措施，减轻了灾害带来的危害性，但是还是会对受灾人口带来或多或少的影响。当这些措施渐渐不足，或者不复存在的时候，形势仍然会变得很严峻的。这一转折点的标志就是当粮食储备用尽，受灾人口开始寻找食物的替代品——野菜、草根、树皮等——的时候。如果这一切也被耗尽之后，受灾人口唯一的选择就是离开，形成了流民。
政府的官员们的确有很多理由担心大量人口的无控制的转移。除了威胁社会秩序和治安之外，放弃耕作的农民在农业生产上留下了危险的空白。由于人口外出逃荒，劳动力枯竭，耕作者少，所以田地荒芜，即使灾害结束仍然是收成无望，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更加不愿意回乡了，更愿意留在各方面都要吸引人的富庶地区。久而久之，他们就成为了不同于因为灾荒而需要救济的人，则是因为在当地没有财产没有社会背景只能等待救济的社会下层。涉及对这类人的救济就是所谓的平时救济。
救济人群进行准确的划分是很必要的。平时救济主要对象就是社会贫困人口和社会弱势群体。就其性质而言，有着明显的福利性质，是政府福利性的救济。
按照现今社会学的定义，贫困是指在一定环境条件下，人们在长时期内无法获得足够的收入来维持一种生理上要求的、社会文化可接受的和社会公认的基本生活水准的状态，而生活于这种状态中的人就是属于贫困人口。就宋朝而言，有两种人可以归入贫困人口，一是穷民，一是贫民。具体而言，包括两部分人群：鳏寡孤独无依靠者，残废疾病难以为生者，这些人是贫困人口中的赤贫者。绍兴十三年（1143年）九月，高宗对大臣们说：“诸处有癃老废疾之人，依临安例，令官司养济。穷民无告，王政之所先也。” 。 除此之外，有相当多的人口虽可勉强维生，而一旦灾荒来临或赋税沉重，不少人便会沦为赤贫，这些人属于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人，就是所谓的“贫民”。
社会弱势群体是指那些由于某些障碍及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而在社会上处在不利地位的人群。 在宋朝，社会弱势群体主要包括两部分人：一是老人，一是儿童。在传统社会中，老人和儿童由于自然和社会两方面的原因，在社会竞争中无疑处于不利地位，在资源占有与财富分配方面处于绝对劣势。宋朝也不例外。在平时，老人由于劳动能力的丧失，往往成为家庭的负担，从而沦为社会救济的对象。儿童也是如此，由于贫困，许多家庭不得不采取杀婴、弃婴的办法来维持现有人口的基本生存。
第二章 济贫仓种——广惠仓
救济这样的人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仍然是食物救济，但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已经不能依靠为应付临时灾荒而设立的常平仓、义仓等仓种，而需要一个专门的仓种有针对性地进行救济。
宋仁宗时，设置“广惠仓”，为宋朝所首创仓种。范祖禹说：“朝廷自嘉佑以前，诸路有广惠仓以救恤孤贫” 。 但是始于何时，并未明言。乾道五年（1169年）十二年知成都府晁公武言：“成都父子天圣间知府韩亿于本府南仓创永利敖，每岁出粜以六万硕为准，以拯贫民。自二月一日粜卖至八月终止，又有拘收到户绝官田广惠官米岁给养病贫民。” 但此时只是部分地区各自创设，并未普及。到嘉佑二年（1057年）八月，采纳韩琦之建议，正式令诸路广置广惠仓。
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详细的记载了此事：
初，天下没入户绝田，官自鬻之。枢密使韩琦请留勿鬻，募人耕，收其租别为仓贮之，以给州郡郭内老幼贫瘠不能自存者，领以提点刑狱，岁终具出内之数上之三司。户不满万，留田租千石，万户倍之，户二万留三千石，三万留四千石，四万留五千石，五万留六千石，七万留八千石，十万留万石。田有余，则鬻如旧。四年，诏改隶司农寺，州选官二人主出纳，岁十月遣官验视，应受米者书名于籍。自十一月始，三日一给，人米一升，幼者半之，次年二月止。有余乃及诸县，量大小均给之。
“广惠仓”设置，形式上有几成“常平仓”和“义仓”的迹象，由于隶属司农寺，广惠仓常常与常平仓相混，共称为常平广惠仓。然而其直接目的，是“给州郡郭内之老幼贫疾不能自存者”。首先救助“州郡郭内”的困难人群，“有余乃及诸县”，这样的原则，是世代得以承袭的。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制置三司条例司上言：“诸路常平、广惠仓钱谷，略计贯石可及千五百万以上” 。 可见广惠仓的管理是有效的。不过，条例司指出“常平、广惠之物，收藏积滞，必待年俭物贵然后出粜，所及者不过城市游手之人”。又指出诸路常平、广惠仓钱谷为利未博，提议应当随市贵贱粜籴，仍以见钱，依陕西青苗钱例，愿预借者给之。具体措施是，量诸路钱谷多寡，分遣官提举，每州选通判幕职官一员，典干转移出纳，仍先自河北、京东、淮南三路施行，俟有维推之诸路，“其广惠仓除量留给老疾贫穷人外，余并用常平仓转移法”，这一主张得到皇帝的认可开始推行。
这一改动使得广惠仓的作用面有所拓宽。不过，其原则和前提仍然是“广惠仓除量留给老疾贫穷人外……”，对于社会贫困人口和社会弱势群体的救助，还是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必要的保障。
《宋史》卷一百七十八《食货志上六》在关于“振恤”的内容中写道：
神宗即位以来，河北诸路水旱荐臻，兼发籴便司、广惠仓粟以振民。熙宁二年，赐判北京韩琦诏曰：“河北岁比不登，水溢地震。方春东作，民携老幼，弃田庐，日流徙于道。中夜以兴，惨怛不安。其经制之方，听便宜从事，有可以左右吾民者，宜为朕抚辑而振全之，毋使后时，以重民困。”。而王安石秉政，改贷粮法而为借助，移常平、广惠仓钱斛而为青苗，皆令民出息，言不便者辄得罪，而民遂不聊生。又诏卖天下广惠仓田。自是先朝良法美意，所存无几。哲宗虽诏复广惠仓，既而章惇用事，又罢之，卖其田如熙宁法。常平量留钱斛，不足以供振给，义仓不足，又令通一路兑拨。于是诏圣、大观之间，直给空名告敕、补牒赐诸路，政日以隳，民日以困，而宋业遂衰。
反对派在对于王安石变法进行攻击时，广惠仓制度实际上的破坏，也成为口实之一。不过，广惠仓所体现的“先朝良法美意”，可能确实是有益于社会福利事业的进步的。
广惠仓是宋代独有的仓制。这一制度，自北宋至南宋都曾经施行。不过，数百年中，间有废弛。南宋时期的广惠仓似乎只在部分地区发生作用。
“诏天下置广惠仓，使老幼贫疾者皆有所养，累朝相承，其虑民也既周，其施于民也益厚”的说法，体现了广惠仓对于社会救济的作用。不过，所谓“累朝相承”并不完全符合史实。
《宋史》卷四百十三《赵必愿传》说，赵必愿于南宋端平元年（1234年）以直秘阁治婺州，“立淳良、顽慢二籍”分别管理民户，劝善惩恶，宽减税收，所行善政中，还包括“措置广惠仓及诸仓积谷”。《宋史》卷四百一十五《黄畴若传》说，黄畴若知成都府时，曾经“籴米十五万石有奇，足广惠仓之储”。黄畴若宋孝宗淳熙五年（1178年）举进士，本传记载有宋宁宗开禧元年（1205年）“都城火，畴若应诏上言”事，可知他在成都“足广惠仓之储”事迹，也是地方广惠仓在南宋中期依然存在的历史记录。
广惠仓在其创立之初，即“以给州县郭内之老幼贫疾不能自存者”为宗旨，但实际上，救济范围可能要比这更宽广一些，如范祖禹说是“救恤孤贫”，曾公亮说是“廪食穷独”，晁公武说是“岁给养病贫民”，都是说明是专对郭内贫民的。总的说来，广惠仓是宋朝仓制中专为济贫而设立的仓种，与其他仓种主要以备荒为主有着明显的区别。
第三章 收养救济贫困人口的常设机构
有了广惠仓为救济提供物质基础，宋朝政府同时也设立各种济贫机构来满足不同救济人群的需要。其中的代表为居养院、安济坊和漏泽园，正所谓“鳏寡孤独，古之穷民，生者养之，病者药之，死者葬之，惠亦厚矣”。《宋史》卷一百七十八《食货志上六》原注写道：“若丐者育之于居养院；其病也，疗之于安济坊；其死也，葬之于漏泽园，遂以为常。”所谓“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是职能不同的社会福利机构。
居养院的前身是宋朝仿唐制而建立的悲田福田院。 据《宋史》卷十九《徽宗本纪一》记载：“（崇宁元年）九月戊子，京师置居养院以处鳏寡孤独，仍以户绝财产给养。”《宋史》帝纪中涉及“居养院”的资料，还有卷三十八《宁宗本纪二》：“（嘉泰三年十一月）庚寅，复置福田、居养院。”
元符元年（1098年），宋朝政府颁布了居养法：“诏鳏寡孤独乏不能自存者，以官屋居之，月给米豆，疾病者仍给医药。” 但是所设立的机构并没有以“居养院”为名，直到崇宁五年（1106年）“安济坊、漏泽园并已蒙朝廷赐名，其居养鳏寡孤独等亦乞特赐名称。诏依京西、湖北以居养为名。诸路准之”。居养院得到蓬勃发展还是开始于崇宁年间（1102年——1106年），此时居养院设置范围空前广泛，成为了专门的惠养鳏寡孤独的济贫机构。
“安济坊”的创置，始于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在这之前，各地基本上没有专门的病坊，养病之责由福田院和居养院共同承担。由于是贫、病皆养，而这些在城市里建立的收容中心和难民营的混乱、肮脏和拥挤状况必然会助长各种传染病的传播，甚至会导致疾病互相传染，难以控制。贫、病分养，成为当时的现实需要。
《宋史》卷十九《徽宗本纪一》记载：“（崇宁元年八月）辛未，置安济坊养民之贫病者，仍令诸郡县并置。”开始在京师首创，随后命令在各地推广。又：“（十一月）辛卯，置河北安济坊。”
洪迈《夷坚志》支乙卷四《优伶箴戏》说到“安济坊”的作用：“不幸而有病，家贫不能拯疗，于是有‘安济坊’，使之存处，差医付药，责以十全之效。”看来，“安济坊”专门救治贫民患者的性质是明确的。所谓“使之存处，差医付药”，实现了实际上的住院治疗。
漏泽园，即公共墓地，用以安葬客死他乡和贫无以葬者。宋朝设置漏泽园的开端见于真宗时期，“天禧中，于京畿近郊佛寺买地，以瘗死之无主者。瘗尸，一棺给钱六百，幼者半之；后不复给，死者暴露于道。嘉祐末，复诏给焉。” 到了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年）宋朝政府正式下诏：“令逐县度官不毛地三五顷，听人安葬。无主者，官为瘗之；民愿得钱者，官出钱贷之；每丧毋过二千，勿收息。” 这一举措标志着漏泽园制度的正式形成，只是此时尚未以“漏泽园”命名之。此后，类似的诏令不断颁布，制度日益完善。如“开封府界僧寺旅寄棺柩，贫不能葬，令畿县各度官不毛地三五顷，听人安厝，命僧主之。葬及三千人以上，度僧一人，三年与紫衣；有紫衣，与师号，更使领事三年，愿复领者听之。” “在园中置屋，以为春秋祭奠，听其亲属享祀。官委德行僧二员主管，月给各支常平钱五贯、米一石。瘗及二百人，官府察明，申朝家给赐紫衣师号赏之”。
漏泽园在各地普遍设置起来，仅临安府的钱塘、仁和两县就有“漏泽园一十二所”。
对于上述的几种济贫机构，宋人一般多持肯定态度，认为这是实行仁政的表现。但是也有人持反对意见。认为这些措施有过分之嫌，消耗国家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而有养成“骄民”之嫌。陆游的一段评论最具有代表性：
崇宁间初兴学校，州郡建学，聚学粮，日不暇给。士人入辟雍，皆给养，一日不可缓，缓则谓之害学政，议罚不少贷。已而置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所费尤大。朝廷课以为殿罪，往往竭地方之力，仅能枝梧。谚曰：‘不养健儿，却养乞儿。不养活人，只管死尸。’盖军粮乏，民力穷，皆不问，若‘安济’等有不及，则被罚也。
我们并不否认因为一些人为原因宋朝的济贫机构也产生过负面影响，但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些问题都是在操作过程中的技术性问题，并不是制度本身的问题。
第四章 对弱势群体的救济——养老、慈幼
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社会弱势群体都是存在的，对他们的照顾和救济，是社会救济体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这些人救济程度的高低，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表现。宋朝政府对于社会弱势群体的救济主要体现在养老和慈幼上，这方面的救济多为长期性的，有着很明显的社会福利性质。
中国古代社会一直都有尊老、养老的美德和传统，各朝各代的统治者都将尊老作为自己所推崇的基本道德原则。但当时对老人的养体现出尊老的象征意味，属于“礼”的范畴。与此相比，宋朝的养老已远远超出了“礼”的范围，有着更为广泛的社会救济甚至社会福利性质的现实意义。
宋朝的养老主要体现在贫病且无依靠的孤寡老人一般由专门的机构进行收养，给予专门的救济，在灾荒年份往往也能得到优先救济。同时，对于较为年长的老人平时也会给予一定的特殊照顾，不过这种特殊照顾与传统意义上的尊老相距不远，更多的是一种象征意义，以表示对于前代养老尊老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仅以北宋前期为例，我们就可以看到：宋太祖开宝五年（972年）春正月，“前卢氏县尉鄢陵许永年七十有五，自言父琼年九十九，两兄皆八十余，乞一官以便养。因召琼厚赐之，授永鄢陵令”。
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春正月，“诏令州县长吏延问高年耆德”。 端拱元年（988年）春正月，宣布：“民年七十以上赐爵一级。”淳化三年（992年）三月，“赐高年白金器皿。”四年（993年）二月，“召赐京城高年帛，百岁者一人加赐涂金带”。
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十一月，“赐京城父老衣帛。”十二月，“赐澶州父老锦袍、茶帛”。五年（1002年）十一月，“白州民黄受百余岁，赐粟帛”。“十二月壬午，赐京城百岁老人祝道馃爵一级”。景德元年（1004年），秋七月，“益都民李仁美、国凝母皆百余岁，诏赐粟帛”。二年（1005年）十二月，“对京畿父老于长春殿，赐帛有差”。四年（1007年）春正月，次中牟县，“赐父老衣币，所过如之。”二月甲申，“御五凤楼观酺，召父老五百人，赐饮楼下。”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二月壬辰，御乾元门观酺，赐父老千五百人衣服”。十月，宴泰山父老于殿门，“赐父老时服、茶帛。”三年（1010年）闰二月：“赤县父老本府宴犒，年九十者授摄官，赐粟帛终身，八十者爵一级。”八月，“乙亥，河中府父老千七百人来迎，上劳问之，赐以緡帛”。四年（1011年）二月，“大宴群臣于穆清殿，赐父老酒食衣币”。七年（1014年）三月，“青州民赵嵩百一十岁，诏存问之”。天禧元年（1017年）六月，“父老年八十以上赐茶帛，除其课役”。
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年），“冬十一月丙申诏：河北被灾民八十以上及笃疾不能自存者，人赐米一石、酒一斗”。 嘉祐四年（1059年）冬十月，诏：“民父母年八十以上，复其一丁。”五年（1060年）十二月，“补诸州父老百岁以上者十二人为州助教”。
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五月，“台州民延赞等九人，年各百岁以上，并授本州助教”。
此后的实例还有很多。
这些都是对有人照顾的老人的优惠或福利措施。而两宋时期，对孤寡老人的救济、收养都是由各种综合性济贫机构，如福田院、居养院、养济院等完成的。这些机构主要负责对所谓的老弱残疾、鳏寡孤独之类的救济照顾。老弱不用说，鳏寡孤独也多是些丧失生活能力无人赡养的老人，也就是说，老人在各种济贫机构中的比例是很高的。
《宋史》卷五《太宗本纪二》记载，淳化元年（990年）春正月戊寅朔，改元，在文武百官加勋、贵族子弟赐官的同时，亦“赐鳏寡孤独钱”。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年）“九月戊子，京师置居养院以处鳏寡孤独，仍以户绝财产给养”，则已经与临时随意宣布的“赐鳏寡孤独钱”的做法明显不同，而标志着设立专门机构以给养鳏寡孤独的制度的形成。
在特殊的背景下，如灾异发生时，鳏寡孤独等人遭遇更严酷的生存压力。开明的统治者在这样的条件下，会考虑到给与他们特殊的愍恤。《宋史》卷一百七十八《食货志上六•振恤》记载，南宋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就曾经因严重的自然灾害，诏令：“去岁江、浙、湖北、淮西旱伤处已行振粜，其鳏寡孤独贫不自存、无钱收粜者，济以义米。”
宋真宗景德年间官直史馆兼崇文院检讨的陈彭年作《大宝箴》献上，其中多有对于德政原则方面的规劝。例如：
即庶而富，教化乃施。慈俭之政，富庶之基。鳏寡孤独，人之所悲。发号施令。宜先及之。黄发鲐背，心实多知。左右侍促，何尚于兹。
其内容在于标榜德治，强调“教化”的作用，而“慈俭之政，富庶之基”云云，申明了王道之政的基本原则。所谓“黄发鲐背，心实多知。左右侍促，何尚于兹”，宣传了尊老的意义。而我们这里所特别注意的，是对于鳏寡孤独实行特殊政策的必要性的说明：“鳏寡孤独，人之所悲。发号施令。宜先及之”。
这一认识，其实在历代政治家实践中都有或多或少的体现。而陈彭年如此明确的文辞，则是很少见的。
《宋史》卷十六《神宗本纪三》的赞语中，说到“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其实，这些对于宋神宗治国方针的美誉，都涉及民政，也都涉及社会福利政策。宋神宗时代除了通常的灾民赈济外，熙宁六年（1073年）十一月“丙寅，大雪，诏京畿收养老弱冻馁者”，元丰二年（1079年）五月“乙酉，诏：安南军死事孤寡廪给之” 等，都可以看作“察民隐，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的实例。
地方行政官员对于鳏寡孤独推行特殊优恤政策的情形，可以由马光祖事迹得以体现。《宋史》卷四百一十六《马光祖传》记载，马光祖曾经拜户部尚书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又任沿江制置使、江东安抚使、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兼节制和州无为军安庆府三郡屯田使，“始至官，即以常例公用器皿钱二十万缗支犒军民，减租税，养鳏寡孤独无告之人，招兵置砦，给钱助诸军婚嫁。属县税折收丝棉绢帛，倚阁除免以数万计。兴学校，礼贤才，辟召僚属，皆极一时之选”。《宋史》的执笔者称赞马光祖“剸制浩穰，风绩凛然”，“威惠并行，百废无不修举”，“逮今遗爱犹在民心”。
中国传统社会历来都流行着多子多福的思想，这是对家庭内部救济模式的一种理想化反映。但是在宋朝，杭州甚至整个东南地区都流行“生子不举”，则是民间自发控制人口数量的行为。
“生子不举”就是父母溺杀婴儿来控制子女数量，没有所谓的性别歧视，无论男孩女孩都是一样。当时人们的理想子女数为二个男孩一个女孩，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至第四子，则率皆不举。” “生子不举”之风的盛行，让宋朝朝廷不得不采取相关的措施来阻止，但是“以立禁赏，顽愚村乡习以为常，邻保亲族皆与之隐。” 究其流行原因，对于下层家庭来说，生下一个本来不想要的孩子，意味着又多了一张吃饭的嘴，还有沉重的身丁钱负担。宋元普遍存在的诸子平均分产行为也让本来就不多的遗产将被分得更细。究其性质而言，可以看成完全是一种民间以人为的因素来控制家庭人口增长的行为。不过溺婴的现象大多发生在乡村，而杭州的市民则倾向于将新生儿遗弃在大街上。
弃婴现象的频繁出现，以至于朝廷不得不出面干预。马可•波罗在他的行纪中写道：“其国诸州小民之不能养其婴儿者，产后即弃，国王尽收养之。记录各儿出生时之十二生肖以及日曜，旋在数处命人乳哺之。如有富人无子者，请求国王赐给孤儿，其数惟意所欲。诸儿长大成人，国王为之婚配，赐之俾其存活，由是每年所养男女有二万人。” 这其中提到的所养之处就是宋朝设立的专门收养弃婴孤儿的机构，如“婴儿局”、“慈幼局”和“慈幼庄”等。这些机构的目的就是救济遭到遗弃和成为孤儿的儿童。
在北宋时期，慈幼并没有从其他的济贫机构中分离出来，形成专门的机构。而那时承担此责任的是福田院、居养院、广惠仓等济贫设施。“朝廷自嘉佑以前，诸路皆有广惠仓以救恤孤贫，京师有东西福田院以收养老幼废疾。”福田院负责收养京师老幼，广惠仓负责赈济州县郭内老幼贫乏不能自存者，两者都是老幼合在一起共同赈济。
而这些措施是针对杀婴弃婴现象出现以后的一种补救性救济。宋朝政府为了杜绝这一现象的不断发生也同样采取了预防性救济措施。如上文所述，造成弃婴和孤儿的原因归根结底都是因为贫困。宋朝政府为了从源头上杜绝而采取的救济措施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为蠲免身丁稅，为民户举子创造条件；二为胎养助产。
北宋时期，不少地区已有杀婴之俗，但未见蠲免丁稅的记载。直到绍兴十三年（1143年）七月，才首次施行：“壬申，诏两浙民户丁盐钱多欠负者，其除之。先是，上欲蠲浙西下户田租，而秦桧言豪民多分立小户，难以概免。若蠲丁盐税，则实惠正及下户。上可之。且曰：‘民间所以不觉子者，正以是也，朝廷法禁非不严，终不能绝，其本乃在于此”。此后，乾道七年（1171年），又两次蠲免身丁钱，以助民举子。
此外，宋朝政府还通过免除孕妇夫役的方式助民举子。绍兴十一年（1141年）三月，知邵武军王洋奏请：“乞乡村之人，无问贫富，凡孕妇五月，即经报申县，专委县丞注籍，其夫免杂差役一年……乃诏户部措置（施行）”。
宋朝最早的胎养助产一般都追述到高宗绍兴八年（1138年）。该年五月，宋朝政府正式下诏，在全国范围内行胎养助产令，禁止民间生子不举的杀婴陋习。其令曰：“禁贫民不举子，有不能育者，给钱养之”。
第五章 结论
宋朝在社会救济方面特别是在对贫困人口和社会弱势群体的救济所取得的成就，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是超越前代的。即便是以后的元、明、清三代，所采用的各种救济措施大都开创于宋朝或在宋朝形成。可以说，宋朝的社会救济制度，在中国古代社会中居于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它开创了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的社会救济的总体格局。
宋朝以前，政府性的社会救济特别是针对平时救济远不如两宋发达。往往只关注于灾荒，而平时的济贫则在一些社会组织内部消化了。宋朝建国于五代十国变乱之后，加上在与北方少数民族的斗争中屡次受挫，为了巩固统治而采取了守内虚外的基本国策。这一政策的基本立足点就是非常重视内部稳定，重视对人民的直接控制，而社会救济尤其是平时救济是一个实现社会控制的有力工具。因此，两宋期间政府性的福利性救济的高度发达，是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
与前代相比，宋朝的救济对象扩大到了社会各个阶层。与历史上根据社会地位将人民划分为不同等级的做法不同，宋朝政府则是按照财富的多寡来划分不同的社会阶层，并对其中的贫民和穷民进行重点救济。这说明宋朝开始将这些工作纳入政府义务的范畴，并将对人民提供救济和保障从一种仁政的表现转而成为政府应为人民提供的一种服务。
从救济项目上看，宋朝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如仓制上，在救灾备荒的常平仓和义仓的基础上创立了专门的济贫仓种——广惠仓。在济贫机构上，创立了多种济贫机构，并且职能方面也有比较明确的分工。如有专门济贫的，也有以收治病人为主的，有养老的，有慈幼的。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这一体系自宋朝确立以后，元、明、清三代基本上都沿袭了其主要部分，成为中国古代社会后期福利性社会救济的基本格局。
虽然元、明、清三代总体上继承了宋朝的社会福利性救济的基本格局，但整体水平和规模都有相当规模的下降。其中，元时间短，统治者为北方游牧民族，对民政的重视程度远不及宋朝。因此，政府性的福利性救济有较大程度的倒退。明清两代虽然较元朝重视，但是其政府性福利救济仍然继续萎缩，取而代之的是民间性的慈善事业的长足发展。这成为了不少学者研究的热点，其中的代表是台湾的梁其姿女士，《施善与教化——明清的慈善组织》是她的代表作。
总的看来，宋朝政府性的福利救济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地位是空前绝后的。

赵丰年

我相信不止是我，现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在读官方蒙元史时，得到的印象都是元代是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中国民族融合，疆土辽阔，这些都归功于成吉思汗的贡献。
　　然而，当读到国外史家描写蒙古入侵其它国家时，讲得都是蒙古人当初一贫如洗，野蛮残暴，没到一处，都屠杀贫民、抢劫、强奸。在很多地方灭绝了当地人口，破坏了当地的文明成果，繁荣景象很久不能恢复。象一群十恶不赦的强盗。实在是和把中国建设成空前繁荣的蒙古人不是一回事。
　　我是带著这个疑问阅读了大量(当然远远不是全部)中外有关论文，得出结论是“解放后的这些蒙元“专家”隐瞒、巧妙地扭曲历史，不断误导了中国民众”。希望在这里讨教方家指正。
　　到底他们隐瞒了什么？第一，隐瞒了蒙古人在中国屠杀的人数和占全部人口的比例。
　　蒙古人并不是只在中亚、阿拉伯、欧洲和印度屠杀和种族灭绝。在中国的屠杀兴旺并不逊色。据我所知，蒙古人在中国北方(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山西)屠杀汉、女真人口占人口比例约好90%，其中忽必略自己估计直接有一千八百万人(估计这是直接屠杀)，焚烧房屋农田造成冻死、恶死，用死尸污染水源造成的疾病没有人能直接统计。西方国家的估计是三千万。
　　在本坛愚人先生文章“南宋末四川军民对蒙古的抵抗及其意义”对四川人口被屠杀作了估计，现举一例：
　　四川四路，包括今陕西所属的大安军、兴元府、沔州、洋州、金州，甘肃所属的天水军、西和州、阶州、成州、文州，其估计户数从战争前1175年的258万（估计数，包含上述陕甘两省地区，注21， # 11），减至战后1290年的15.5万（估计数，包含上述陕甘两省地区，注 21），人口减少到1/15，这两个数字的对比，令人怵目惊心。

　　另外愚人先生还引用蒙古人古人记载蒙古人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杀光的记载，表明蒙古人在中国屠杀各族人民和在阿拉伯、中亚、欧洲的行为并没有分别。可是在中国研究蒙元的论文上却根本看不到这些。看到的是蒙古人如果启用儒家治国，恢复科举，救济难民。(本网有个赵达明先生引用了一个论文研究元代科技进步，也是典型的例子)。难道在半个中国人口被屠杀了90%对中国没有什么恶劣影响？
　　
　　我不能说中国史家举出的蒙元“贡献”的例子不是事实。但将来人们讲日本人占领关东，不讲他们屠杀平民，强抓劳工，抢走粮食用混合面造成大批人饿死, 抓慰安妇和化学生物武器实验，只说他们兴办铁路、开设学校、医院、把招募汉奸说成是团结广大汉、蒙同胞，那被教育的人一定会以为日本人是东北的大救星呢。中国的蒙元专家就是用这种方式作学问的。
　　
　　剑桥中国史引用了最近人口研究结果，既宋代中国人口有至少一亿、甚至更多。而元代只有5000万。那一半人口到哪里去了。剑桥中国史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因为他们对蒙元历史的结论，多出于中国蒙元史家材料，即蒙古人采用儒家治国、救济难民等等，也基本上不提蒙古人有屠杀的习惯。这么好的政权人口下降那么多了，一定是天灾。可是他们又没有发现有大规模的天灾疾病记载。就存疑了。如果不是中国蒙元史家隐瞒了蒙古人的屠杀行为，我相信人家会有另外的结论。国外(部分)学者被中国蒙元史家误导。不仅剑桥中国史作者被误导，黄仁宇和一些台湾史家也有明显被误导的痕迹。
　　
　　中国有个以蒙元史权威韩儒林(中国百科全书蒙元部分的主编，已去世)为首的学派，坚决主张蒙元促进了中国发展，所有的论文都是在为这个找例子。完全不提蒙元军队杀了多数人，抢劫了多数财产。更有甚者，还批判伊斯兰史家记载蒙古人在中亚、西亚残暴的屠杀和抢劫行为，说那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偏见。在中国官方历史书上很难找到象愚人先生对蒙古在四川暴行的记载。我不相信一个合格的历史学家会忽略蒙古人灭绝屠杀的影响。而更相信他们是有意隐瞒了这段历史。
　　
　　　　第二。中国蒙元史家刻意隐瞒、贬低宋代发展成就，并把宋代的成就归功于蒙元统治。
　　
　　经西方史家的研究，宋代时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发达国家，而且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其它文明地区。蒙元入侵初期，实行的是种族灭绝和彻底破坏的策略。中国北方被毁得千里无人烟。这在后资治通鉴里有明确记载的事实，在中国现代史家的材料里是见不到的。
　　
　　蒙元政权攻打南宋时，遇到了在世界其它地区难以见到的顽强抵抗，事实上，蒙元军事力量虽强大，但没有取胜南宋的的把握，这迫使他们改变了野蛮的灭绝屠杀行为，改用相对文明的方式征战。征服的城市不再屠杀干净，也不再焚烧一光。而是启用当地投降的官员用原来的方式管理。这样，中国南方(长江流域和广东福建沿海)地区免遭破坏。马可波罗在中国见到了仍然是世界首富的繁荣，这种繁荣是几白年来宋代人们创造积累的。蒙元只不过没有破坏干净，但他们除了疯狂搜刮财富，没有对繁荣有任何贡献。实际上，中国正在蒙元统治下走向衰退。
　　
　　在现代中国历史学家笔下，宋代是一个充满腐朽落后的时代，而蒙元是一个欣欣向荣、生气勃勃的新时代。马可波罗见到的繁荣，被他们当所蒙元英明统治的证据。蒙元专家的研究论文，只集中在为两个观点找例子，一是宋代皇室的腐败、软弱。二是蒙元时代的科学、文化、经济成就。他们所有举出蒙元时代的成就，都是汉族人们创造的。但他们都牵强附会归功于蒙元政权。而蒙元在在四川、中国北方屠刀下千里无人烟的惨剧，对他们的结论没有什么影响。最多轻描谈写，一笔带过说蒙元有部分破坏生产力行为，还不忘了交代一下这是个别现象。为了民族团结，不要在追究这种事。
　　
　　而宋代在中国史家笔下，则是充满统治阶级腐朽落后，阶级矛盾减弱的朝代。我记得看过中国著名史家范文澜的文章，在列举一系列宋代腐败现象只后，他得出如下结论：“这么腐败的政权，任何民族都有权力推翻它而取而代之。所以蒙元当中国的主人是推倒历史前进的”。(我手头没有原文，大意如此)。他的话让我范描写想起两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的腐败，同理，是不是因为清政府腐败，那英国、俄国、日本等民族就有权力当中国的主人？否则阻碍历史发展？
　　
　　但事实是，蒙元所侵入世界上文明地区(不仅中国)，不仅造成了文明发展的大倒退，伊斯兰和欧洲学者(尤其是俄国学者)详尽描述了蒙古人在中国以外地区造成至今是有史历来最大的人道灾难。几千万甚至上亿贫民被屠杀。这种屠杀，不但没有促进当地文明发展，反而造成所有被蒙古掠夺过的地区发展的全面停滞。我所读过的一本苏联历史书上清楚地论证道，俄国在蒙古人屠杀和占领后，人民痛苦地倒退到野蛮时代。万幸俄国受没有被破坏西方文明影响，逐渐恢复了国力，赶走了蒙古人。如果不是因为南宋人民的英勇抵抗，世界上失去了这唯一的文明源头。那我们今天还生活在中世纪水平呢。感谢蒙元吧。
　　
　　客观地说，中国明以后对宋的贬斥还有一些道理。因为宋的军事软弱，人民遭受被蒙古人屠杀、抢劫、奴役的巨大痛苦。而宋的繁荣并没有留给后人。所以明代以后中国史家倾向于研究宋的缺陷，忽略了宋的繁荣。更谈不上思考宋的繁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而西方史家则没有这个偏见，西方后来的发展很多受益与宋代的发明创造。对宋的成就多有赞扬。(实际上西方学者受语言文化限制，只了解宋成就的很小部分)。但是，现代中国蒙元史家把宋代描写的一团漆黑，已经很难说是偏见引起。说元代因为蒙古人统治而比繁荣，是弥天大谎。根本不具备任何职业道德。而真实的历史，需要经过西方学者、或者向愚人先生这样有历史造诣的极少数非职业史家用业余时间通过互联网才能慢慢揭示。在西方学者影响下，中国史家已经开始重视宋的成就。但至少我没有见到任何官方文献揭示蒙元造成的历史上最大的破坏。

　　
　　第三，中国史家隐瞒了蒙元和其它游牧民族野蛮、落后的本质和对文明地区的寄生关系。
　　
　　游牧民族，包括蒙古民族在没有接触到文明地区之前，生存手段低下，常常没有温饱，经常发生为了争夺食物，父子、兄弟自相残杀。老老幼病残遭到遗弃。由於不畜牧，而是游牧，草场快被破坏。游牧民为了生存，争夺草场，经常大规模自相残杀。游牧民族有种族灭绝的习惯，每战胜一个部落，就把对方男子全部杀光，把女子和幼儿掠夺为自己的奴隶。由於这种生存方式成活力很低，所以游牧民族经常到人口稠密地区掠夺人口，补充自己的来源。所以尽管蒙古和土儿其同族同宗，但土耳其在欧洲、西亚、中亚地区掠夺白中国人口，成为白种人，而蒙古地区游牧民族掠夺中国和朝鲜等文明地区的人口，成为黄种人。阿尔太民族群体原来的人种，已经是个谜了。
远离农业地区的游牧民族从来没有什么成就。而靠近文明地区的游牧民族可以抢劫财富。抢劫到的财富比自己靠原始游牧手段得到的财富多得多。使得靠近文明地区的游牧民族把它当作主要的生存手段。他们或者直接抢劫，或者利用抢劫做危险，用少量物品(主要是马)强迫文明地区向他们输送衣物、铁器、食物、金银等来维持生活。而文明地区地区打内战时或者企图抵抗其它游牧民族抢劫时，经常找游牧民族部落做雇佣军。事实上这种雇佣和贸易造成了畸形强大的游牧民族。中国除了华夏文化还有其它出色的文化对中国发展有贡献，比如藏文明、高丽文明和维吾尔族的文明。但游牧民族偶然保护文明地区不受其它游牧民族抢劫，对文明发展没有任何贡献。恰恰相反，在没有长城保护的维吾尔地区由於长期被游牧民族破坏，使其落后于华夏文明，使中国发展失去了一个借鉴来源。实在是憾事。
　　
　　游牧民族是古代社会的寄生虫。为了对付游牧民族野蛮抢劫屠杀，文明地区必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资源。成为沉重负担。成为文明地区衰落的原因之一(明代多少是被持续不断的蒙古人抢劫拖垮了)。文明地区一旦衰落，游牧民族就趁虚而入，大肆烧杀掠抢。的确有很低游牧民族，受华夏文明熏陶，接受了华夏文明。只有在他们成为为华夏文明一员后，(成为汉族以后)，才对中国发展做出贡献。这些民族融合的动力，是华夏文明创造财富的功劳，不是野蛮民族抢劫的功劳。中国史书却本末倒置。
　　
　　这些事实，游牧民族的野蛮生活方式在国外史书中常见，但在现代中国史书中绝迹。
　　
　　第四， 中国史家把蒙元没有破坏干净的文明成就归功于蒙元
　　
　　中国蒙元史家不厌恶其烦地描写蒙元政权如何兴修水利，救济难民，恢复农业，复兴科举，证明蒙元的英明统治。这真的是游牧民族带来的吗？蒙元在入住中国为食物或女人连父子、兄弟都可以残杀，连成吉思汗父亲死后，其孤儿寡母寡妇立刻被抛弃，任其自生子灭。这样残酷的习俗，怎么会一下成为英明的统治阶层？事实上，蒙元政权启用了汉族官员始于宋代遗留下来的方式管理，才有部分好的表现。蒙古人在中国以外地区没有这样做，是因为华夏文明创造的大量财富诱使他们放弃野蛮屠杀破坏。启用投降的汉族官员治理。这样他们自己也可以得到更多的财富。华夏文明没有被破坏的功劳，不用归功于蒙元。而应归功于创造财富的汉族人民。蒙元兴修水利、救济难民等行为是华夏文明的残余，而没有野蛮民族的任何贡献。中国宋代官府救济难民的次数规模远远高于蒙元，这在中国史家的材料中是无法见到的。没有蒙元，中国只有更繁荣，被蒙元破坏摧残后，中国文明倒退到一个低下的起点，而且从此迷失了文明的方向。(本人另有一文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更重要的是，是因为南宋人民的英勇抵抗，才迫使蒙元接受文明的角色，今天中国史家在大吹铁木真、乎必烈的同时，取消文天祥等人的英雄称号，危害无穷。

　　
文明发展必须要通过积累才能完善。华夏文明通过无数次经验教训，已经懂得兴修水利和免除过分徭役都是必要的。只有文明发展到已经深度才能考虑全面。对於蒙元这种从野蛮落后背景出来的政权，就没有这样的智慧。他们在搜刮财富时没有节制。造成创造财富的民族生存困难。即使兴修水利，也根本不考虑民工的生命价值，结果引发了红巾起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红巾军没有什么先进武器，蒙古军队却武力镇压，因为他们所在文明地区无法再为他们制造先进武器了。这是给那蒙元统治促进武器发展的说法一记耳光。蒙古人在接触文明地区前连炼铁都不会。借助文明地区武器才强大，一旦毁坏了文明地区，自己也就没有武器了。蒙元统治哪里象中国蒙元学派说的那么高明？

　　第五，中国蒙元史家炮制了蒙元统治促进东西方交流、促进了民族融合的神话。

　　
　　中国蒙元史家经常说没有蒙元的统一，东西方就不能交流，世界就不能迅速发展。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中国早在蒙元前就与世界文明地区大量交流。从农业品种到胡琴、椅子都是从世界文明地区传来。阿拉伯商人早在唐代就利用海运，把大量中国物品运送到西亚、欧洲。东西方交流根本不是从蒙元开始。唐宋代早已繁荣了。蒙元学家绞尽脑汁找例子，证实元代某些阿拉伯技术传入中国，难道没有蒙元，这些技术就不能传到中国了？
　　
　　蒙元真的促进东西方交流了吗？恰恰相反。蒙古等游牧部落在侵犯文明地区以前，就在丝绸之路上抢劫，结果割断了陆地丝绸之路。割裂东西方的联系。蒙元入主中国后，由於不断的屠杀抢劫，使得陆地丝绸之路各文明地区千里无人烟，连生产也没有，更谈不上什么交流。有人说蒙元把中国火药技术传到西方，这有一定的道理。但这样做的结果是造成了象突厥这样的野蛮部落强大。对阿拉伯、拜占庭等地巨大的破坏，从此落后在西方文明的后面。而火器发明鼻祖中国，也从此丧失了大部分发明创造的活力。
　　
　　蒙元促进民族融合更是谎言。即使不提众所周知的民族四分法。蒙元从西域征掉来波斯、阿拉伯等色目人来管理中国，是为了搜刮财富，绝不是为了民族融合。蒙元不但屠杀了大批各族平民，而且造成了激烈民族矛盾。蒙元统治结束后，中原汉人已牙还牙，有不少屠杀各地胡人报复。这绝不是华夏文明的传统。而是蒙元残暴逼迫的。
　　
　　蒙元的行为和英国人调印度人管理租界一样，如果蒙元算是民族融合。那没有屠杀多少中国人的英国帝国主要可要伟大得多了。在现代中国历史，每一件英国帝国主义的罪恶都详细描述，有时甚至夸大其词。可英国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损失连一次游牧民族不成功的抢劫都不到，更不用和让五千万中国民众死于非命的蒙元了。
　　
　　蒙元所谓的民族融合造成了两个恶果，其一是中国人民虽然仍是一个国家共同生存，但不尊敬彼此的生命价值和尊严。社会也不再和睦。蒙元引发的伊斯兰教的传入使得回族和汉族充满矛盾，西北地区常因此有种族屠杀行为。这不是民族融合，而是民族解体的开始。今天的蒙元学家用谎言来加速这种解体。

蒙元学派经常举例某些投降蒙元、攻打南宋的将军后来成为蒙元政权贵族，来说明蒙元没有民族欺压，相反促进了民族融合。我很奇怪，汪精卫等无数汉奸在日本占领时期手段有待远远比蒙元的汉奸高，难道这就可以说明日本在中国没有杀人，而是为了促进民族交流和融合来了。这真的是蒙元学家逻辑思维方式，还是他们故意误导中国民众？

第六 (出自危险的熊网友)
中国蒙元史家的笔下，南宋军民的数十年抗战几乎不值一提，南宋的军队无不被描述成不堪一击望风而降的小丑形象。而仔细阅读历史，南宋恰恰是当时世界上抵抗蒙古蛮族入侵最悲壮也是最持久直到最后一息的文明社会。
　　
蒙元时代不是中国的黄金时期，恰恰相反，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世界上除了中国和蒙古，所以国家无不对蒙古的野蛮屠杀、抢劫和破坏鄙夷。前不久伊拉克的撒大母、侯塞因希望伊拉克人恐惧被美国统治后果时，就用蒙古人在巴格达的大屠杀来比喻。而中国把这种野蛮人尊成身一样对待，是为什么？

文明被野蛮残破的历史被描述成相反，是中国当代蒙元史专家们的杰作吧？